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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院收藏一件清代书法家邹振岳行书立轴，在对其表面病害、原裱形式、装裱材料(包括宣纸、绫子)等方面检测分析后，遵循不改变文物原有的装裱形式的原则，进行重新装裱。刘家庄遗址位于济南市古城区西北约3公里的城中村—刘家庄村，是一处商周和唐至明清时期的遗址。7月—211年2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大量灰坑、墓葬等遗迹。M12M122两墓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出土大量青铜器，器形完整及可辨者共计121件，其中容器22件，有鼎、甑、簋、爵、觚、斝、卣、壶等；77件(组)，有戈、矛、刀等；另有少量玉器及陶器等。部分青铜器上带有族徽铭文，共计4种14组。两座墓葬出土器物与殷墟同类器物极为相似，初步推测两座墓葬时代为殷墟三期，墓主人为中等贵族。发掘表明，晚商时期刘家庄区域居住着至少一支与商都殷墟有密切关系的氏族，再次验证了济南在商代的重要位置，为山东地区商代、经济格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对研究济南的城市变迁也有重大意义。参与南京大的侵华日军第十军下属的石田炮兵，在1937年11月18日攻克浙江省嘉兴县后树立了一块名为"石田炮兵奋战之地"的石碑，以"纪念"该不靠其他兵种配合而独立攻克国民防御工事的"战功"。建造"纪念碑"等精神是战时日本的国策，目的为动员日本民众参加对外侵略战争。石碑不仅是征服的殖民符号，而且是以靖国神社为中心、从日本国内到殖民地和占领地的祭祀战争亡灵体系的一环。13年3月，该石碑在离原址不远处被发现。该地为时期嘉兴的交通咽喉，也是国民江浙国防工程中守卫嘉兴城的*后阵地，因此成为日军的"奋战"和立碑之地。碑文中的日军军官石田保道、桥本欣五郎、藤村谦等人与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审判等中日两国近代的一些重大事件密切相关。
江西萍乡的田中古城至少历经西周、春秋两个时期，其考古学文化背景是江西印纹陶文化。虽然该城的国属难以考订，但其族属应与"百越"相关。该城的衰落，很可能是楚国南侵所致。城址的废弃或将楚国势力跨过长沙向南发展并进至株洲、澧陵一线的时间确立在公元前55年前后。该城址是春秋时期楚文化与百越文化接触与融合的见证。墓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天井、墓门、甬道、墓室等组成，出有陶器、瓷器、铁器等遗物。墓为砖砌仿木结构双室墓，墓室内仅余一合墓志及少量遗物。墓主为辽初汉姓贵族、曾任节度使的通事耿崇美及夫人耶律氏。两座墓的发掘对研究辽代兴中府汉姓贵族家族史及其联姻关系有重要意义。1年4~7月，对广东汕头市"南澳Ⅰ号"沉船进行发掘。发现的船体纵长约27米，有17道隔舱板和16个隔舱。发掘出水各类遗物1万余件，以漳州窑青花瓷为大宗，应为漳州窑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产品，沉船所属年代与此大致相同。"南澳Ⅰ号"沉船的发掘为研究不同地区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证据。
黄胄的创作实践为人物画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新路。从千阳写生到师从赵望云及两赴黄泛区写生，黄胄艺术渐渐走向个创作高峰，在6年代初创作了《庆丰收》、《载歌行》、《奔腾急》等代表作。其后，黄胄以"必攻不守"的精神，走出人生低谷，在8年代初迎来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以《叼羊图》、《赛牛图》、《草原逐戏图》等*富特色。黄胄非常强调生活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通过速写、写生来认识和感受生活，并在从速写到画创作的转换中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黄胄的言论等被整理为《黄胄谈艺术》一书，是现代人物画创作的理论总结。黄胄晚年积极筹建了炎黄艺术馆等，为当代美术事业做出重大贡献。龙门东山擂鼓台发现的一例佛足迹图像碑，与目前国内发现的数例同类遗物相比，特点鲜明：一是时间早，具有唐代造像特征；二是体量大，分别以整石雕出碑身、底座，组合安装，且保存状况较好；三是碑身多面均刻出佛足；四是图像布局特殊，千辐轮位于前掌中心而非整个脚掌中心；五是图像内容简化，不见趾尖莲花、万字符和脚掌剑、鱼、满瓶、海螺等物，较之四川眉山法宝寺仅刻出轮、鱼的形式又显复杂；足跟间连接二足的双弧线亦不见于其他诸迹；六是佛足跟部两侧刻出站立、行走或坐姿的人物形象，为目前所发现的同类图像中所仅见。这一材料的发现，丰富了相关题材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