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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村商代青铜器出土于山西隰县城南乡，其年代为殷墟一期偏早阶段，与吕梁山一带发现的大量商代晚期铜器差异较大，较为特殊。同时，也表明至少在殷墟一期左右，商文化的中心区域已经与吕梁山地保持了较高等级的文化交流。本文通过对稻(Oryza sativa)作和粟(Setaria italica)作遗存的发现、环境背景和考古学文化关系的分析，梳理了早期农业发展的动态过程，将其分为酝酿、萌芽、确立、快速发展和稳定发展五个阶段，并认为"南稻北粟"农业格局从农业初始阶段即已奠定。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模糊地带—稻粟混作区。该区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呈现南北摆动的动态变化状态。水稻的北进、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的传播等丰富了黄河流域的作物结构，加上起源于本地区的粟、黍(Panicum miliaceum)、豆(Leguminosae)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生业模式；在南方长江流域，采集经济的比重则随着稻作农业的发展逐渐降低，形成了有别于华北地区且比较稳定的以稻作为主、渔猎采集并重的生业传统。原河南省文物交流中心曾经征集到一件人首形玉佩，通过与石家河文化典型玉器的对比，可认定其来源于石家河文化，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墓主可能是当时酋邦中专门从事巫术活动的巫师，它是巫师主持祭祀或行使巫术时通天致神的法器。本文简要报道了近年来我们在渤海南岸地区发现的东周时期盐业遗址群资料，重点介绍了盐业遗址群分布、规模、堆积特点、年代、出土制盐用具及其所反映的制盐工艺流程和生产性质，并探讨了该地区东周时期盐业遗存资料与相关文献所记载齐国盐业生产情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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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洞英山杂剧图是一幅线刻七人杂剧图，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左家沟乡英山的舜帝庙里，对研究北宋前期的杂剧形态具有重要的价值。英山杂剧图内容为二杂剧色作场表演，两侧为乐部教坊鼓色、笛色、歌板色、杖鼓色、筚篥色。教坊鼓色、筚篥色，头部均戴诨裹，推断应为杂剧演员，真正的身份很可能是杂剧行当中的副净、副末，在其搬演的剧目中无需演出时，兼职司乐。笛色头戴东坡巾，也可能是兼职司乐的杂剧演员，在正杂剧的演出中有可能是职司引戏或者末泥的行当。本文以静态的画面作为基点，复原英山杂剧演出的动态过程，认为英山杂剧图表现的应是正杂剧演出之前的"艳段"，情节简短，所需演出脚色少，副净、副末等主要脚色行当尚未开始演出任务，又因"路岐"剧组的规模有限，故而在"艳段"中兼职司乐伴奏。这个简短的艳段演出完毕，再行搬演正杂剧。陕西凤翔县南郊唐墓M17中出土的绢质汉文陀罗尼经咒绘写本，其主体内容是唐代盛行的《佛说随求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经咒中心和周边的图像对理解唐代真言的构成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作用。本文对经咒中涉及到的图像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认为经咒中心图像为一头戴虎头冠的披甲执锐武士形象。此类虎头冠图像发轫于西方，向东融汇佛教中的天龙八部思想，进入中土之后，经过了若干次变容和转化，成为具有"护国、护教、护城"战神之力的毗沙门天王形象。这种形象的出现正与凤翔墓地的时代背景相契合。经咒周边为佛教手印、花卉纹等构成的组合图案，以及经咒书写方式的结构—环绕式构图，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曼荼罗坛城的表现形式。此外，凤翔经咒中所表现的思想有可能与墓地杀殉现象存在一定关系。91年，河南洛阳孟津县出土武周岑平等墓志，墓主为唐代名相岑文本、刘洎儿媳。墓志撰者"侄羲"乃岑平等堂兄弟岑景倩之子，岑平等与岑羲实为堂姑侄关系。岑氏刘广宗及其家族墓均在故乡江陵，但其独葬于洛阳邙山，既与其信仰佛教有关，更与自武后时起山东士族与侨姓士族迁移洛阳的潮流相系。南阳岑氏为侨姓高门，入唐尤为显赫，为一门三相，唐代前期只有兰陵萧氏能与之比拟。岑平等卒时，其伯父文本、从兄弟长倩二宰相皆已作古，而撰者对此只字未提，这在习惯自矜门第的唐代士族墓志中显得不同寻常，反映出对武周时岑长倩冤狱的莫大忌讳。该墓志称岑平等仅有一子，即郑州司仓参军刘敦行，据193年洛阳出土刘敦行神道记云，敦行为薛氏所生，岑氏实乃嫡母。鹿野苑石窟开凿于北魏献文帝时期，位于平城北苑西山中。作为一处皇室宗教营建，其布局设计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涵义。《北魏平城鹿野苑石窟调查记》认为，第6窟"造像组合出现了一佛二菩萨和窟口外两侧各雕一力士的新形式"，这一结论是需要谨慎对待的。鹿野苑石窟的造像组合应是一佛二菩萨，窟外两侧的力士像年代应与云冈第二期偏晚或云冈第三期石窟相当，很可能是在北魏中期末或晚期补刻的。

为研究贵州青铜时代铜器技术特征，本文对红营盘墓地出土的17件铜器进行金相观察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结果表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红营盘青铜技术进入相对成熟阶段；铜器材质以锡青铜为主，锡含量较稳定，配比较合理；工艺以热锻及冷加工为主；柳叶形铜剑可能产自红营盘当地。国家"非遗"保护项目——深圳市沙头角鱼灯舞是一个融南北文化为一体的颇具岭南文化特色的广场舞蹈。它对于中原文化、客家文化、岭南文化、民俗学和原始宗教信仰的研究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客家话"鱼"、"吴"谐音，寓意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沙头角客家吴氏传承的鱼灯舞，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无法科学解释这一现象，便把它编成了"群鱼"反抗"鱼霸"的故事而广泛流传民间。如果从鱼图腾崇拜的角度分析，鱼灯舞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氏族公社时期的鱼祭巫术活动。这一文化形态是吴氏族人从黄河流域南迁的征途中，经过不断吸收、融合和发展形成的。石家河遗址核心区域的勘探与发掘所发现的谭家岭城址是石家河城址的前身，为认识该城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印信台遗址祭祀遗存、三房湾遗址制陶作坊遗存等，是深入研究石家河城址功能分区的重要内容。


二里头文化中的非镶嵌类绿松石制品均作为服饰之用，以珠管为主，也有少量坠饰。按其功能划分主要有耳饰、项饰、腕饰、冠饰等。加工过程中存在因料取形，形制上亦表现出无序的多样性，据现有资料尚不能判断形制和使用方式间的相关性。非镶嵌类绿松石制品在二里头文化一期时即已出现，二期之后日渐繁荣，均出土于贵族墓中的成人墓内。通过对时代特征强、演变快的陶器进行分析，可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进行重新分组，167座墓葬共划分为五组，其中包含两个数量不多的过渡特征组。遗迹现象表明，第三组时是大同南郊墓地形成的巨变时期，此时北魏经历了太和改革和迁都洛阳，第三组墓葬所表现的维持和破坏并存的状况，当是当时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7～29年对沟湾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批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遗物，尤其重要的是发现和探明了遗址外围仰韶文化不同时期的大、小两个环壕，填补了汉水中游地区史前聚落考古的一项空白。依据层位和出土遗物，该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大体分为四期，时代从仰韶文化早期晚段到晚期早段。7年对唐户遗址进行的发掘，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房址41座、灰坑169个、沟2条、墓葬1座，出土了一批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物。这批材料丰富了郑州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内涵，有助于研究裴李岗文化的性质、分期和聚落形态，以及建筑方式、生业形态、社会组织等。8年度对麦坪遗址的发掘，共清理房址5座、墓葬13座、灰坑12座，出土陶器、石器、铜器等各类遗物2余件。该遗址是大渡河中游地区的一处中心聚落，本次工作区分出四类不同的文化遗存，对遗址的分期和年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研究本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提供了重要资料。6～28年对西金城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遗址中北部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3.8万平方米。此次发掘位于城外，发掘面积52平方米，清理了城墙、壕沟、灰坑和水井等遗迹，出土一批龙山文化陶器和石器，整体文化面貌属于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另外还发现了粟、水稻和小麦等农作物遗存。曹操墓早期盗洞位于后室顶部偏北处，开口在南北朝地层之下。盗掘时代应该在曹氏政权灭亡以后不久，即八王之乱时期。这次盗掘曹操墓，是一种上的报复，迷信上的破风水，是担心曹氏复辟。盗墓者可能是司马氏的诸侯王。大云山汉墓区为西汉代江都王陵园。为了解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出土用材，对大云山汉墓13个取样的用材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为柘树、锥木和竹子，三种用材均适合作为用材。1年冬，洛阳市伊滨区诸葛镇1号安置小区内出土了一盒墓志，记载时代先后跨越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志文内容涉及后汉李崧冤案、北宋李昉渊源等较多历史问题，起到了很好的证史、补史的作用，对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1年1月至211年1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郑州大史学院考古系对荥阳后真村墓地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清理出唐至金代墓葬共1座，其中唐墓2座、宋墓7座、金墓1座，部分墓葬出土遗物较为丰富，为唐宋时期丧葬习俗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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