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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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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凤翔县南郊唐墓M17中出土的绢质汉文陀罗尼经咒绘写本,其主体内容是唐代盛行的《佛说随求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经咒中心和周边的图像对理解唐代真言的构成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作用。本文对经咒中涉及到的图像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认为经咒中心图像为一头戴虎头冠的披甲执锐武士形象。此类虎头冠图像发轫于西方,向东融汇佛教中的天龙八部思想,进入中土之后,经过了若干次变容和转化,成为具有"护国、护教、护城"战神之力的毗沙门天王形象。这种形象的出现正与凤翔墓地的时代背景相契合。经咒周边为佛教手印、花卉纹等构成的组合图案,以及经咒书写方式的结构—环绕式构图,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曼荼罗坛城的表现形式。此外,凤翔经咒中所表现的思想有可能与墓地杀殉现象存在一定关系。91年,河南洛阳孟津县出土武周岑平等墓志,墓主为唐代名相岑文本、刘洎儿媳。墓志撰者"侄羲"乃岑平等堂兄弟岑景倩之子,岑平等与岑羲实为堂姑侄关系。岑氏刘广宗及其家族墓均在故乡江陵,但其独葬于洛阳邙山,既与其信仰佛教有关,更与自武后时起山东士族与侨姓士族迁移洛阳的潮流相系。南阳岑氏为侨姓高门,入唐尤为显赫,为一门三相,唐代前期只有兰陵萧氏能与之比拟。岑平等卒时,其伯父文本、从兄弟长倩二宰相皆已作古,而撰者对此只字未提,这在习惯自矜门第的唐代士族墓志中显得不同寻常,反映出对武周时岑长倩冤狱的莫大忌讳。该墓志称岑平等仅有一子,即郑州司仓参军刘敦行,据193年洛阳出土刘敦行神道记云,敦行为薛氏所生,岑氏实乃嫡母。汉代建筑特别注重屋顶上的装饰,特别是建筑的屋脊。汉代建筑上的屋脊出现了正脊凤鸟、三角形火焰珠;在"反宇"屋面出现了鸱尾;垂脊上有了起翘装饰。汉代屋脊上的装饰除了美化建筑之外,还有着吉祥的象征意义。为检测后母戊鼎的腐蚀状况,利用X射线衍射(XRD)和激光显微拉曼光谱(LR)分析方法,选取该鼎西南足(以有铭文面为北)的腐蚀产物进行物相分析。结果表明:该鼎足腐蚀产物的主要物相组成为氯铜矿、副氯铜矿和赤铜矿等。氯铜矿和副氯铜矿作为青铜有害锈的主要构成物,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呈现发展和扩散迅速的特性。建议对该鼎及时进行保护处理,或干燥密闭存放。本次分析结果可为保护工作的实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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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的一生处于时代的动荡和变革之中,在2世纪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他的艺术发展始终伴随时代进程的节奏,以超常的智慧和苦学的精神,不断调节发展的路向以适应时代和艺术发展的需要,表现出了他立身于世的时代责任和文化自觉。李可染的人物画一直以文人的方式点缀在其艺术的发展过程之中,成为大时代中业之余所追求和享受逸兴的表现,也成为其艺术中最特殊的部分。作为一位受过西学训练的新时代的文人画家,李可染以人物服务于时代,曾经是他的热情;而以人物抒写胸中的逸兴,却是他一直的文化寄托。本文着重从商文化在南方的分布变化探讨商王朝的南土。近年,随着一批新材料的公布,我们认识到在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阶段,商文化在南方已经越过霍山,势力发展到安庆一带,并在强盛时突破石门皂市———岳阳铜鼓山一线,推进到了江西樟树市附近。而在西南方要远至商洛的东龙山,东南方达盐城龙岗。殷墟二至四期阶段荥阳小胡村和正阳傅寨两处族墓地的发现,填补了安阳至罗山一直鲜有晚商时期商文化遗存发现的空白,对殷墟二至四期商文化的南界在罗山一带提供了支持。此外,本文还总结出了南方地区商周分界的三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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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建立后,经过顺治和康熙初期的过渡,国家日趋承平。到康熙中期,满人汉化的程度加深,涌现出一批热衷于汉文化的宗室文人群体,在清初艺坛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博尔都便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人物之一,他与汉族文人名士往来频繁,交游唱和,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无形中对满汉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前人文献对他的记载往往一笔带过,并多有舛误之处。因此,本文从文献考辨入手,分析文本异同,纠正前人史料谬误,对其生卒年、爵位予以确认。再结合《问亭诗集》与传世作品,以图史互证的方式,力图生动地呈现博尔都与汉族文人画士的交游情景与生活状态,并对其所藏作品予以剖析。
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颁布的内附蕃胡赋役令中税银钱的对象理应包括突厥等内迁民族。唐代北方缘边地区是从境外输入银钱的,有一定数量的外来银币支持税收政策的实施。材料分析显示突厥等民族是缴纳银钱的,出土萨珊银币从7世纪分布空间发生变化,向突厥等内附民族征收银钱应该是导致萨珊银币东输的一个重要因素。颉利可汗败亡后,虽然东突厥人失去了对商道的控制权,但是内迁后他们在东西方之间居中转贩贸易的角色并未发生改变。向其征收银钱一方面保留了他们在商道上的既得利益,具有对其进行安抚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是唐集中白银的方式之一,具有建立有利于自己的贸易关系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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