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柞伯鼎记载伐南国、伐昏两次战争。"广伐南国"的不是周公，而是昏国。主持伐昏决战的是虢仲，而非柞伯。"南国"为西周南畿国土，而与"南夷"有别。昏与柞、蔡相近，皆在淮河流域内外。昏原为东夷，后被周征伐，不断南迁淮上，与淮夷共处，成为淮夷。为扩展土地、返居故地及报复周，而"广伐南国"。《尚书·无逸》云："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有学者据此主张"卜辞中所有关于田猎的记载，都是时王为逸乐而行的游田"。也有学者认为狩猎应该是军事活动，《尚书·无逸》所说"生则逸"、"惟耽乐之从"未必是指田猎而言。本文认为田猎刻辞性质不单纯，商王田猎不只是为了演武习兵、补充给养、为农田除害、祭祀获鲜等，逸乐及追求刺激也是其目的之一，田猎活动具有很强的功能，这一点不容否定。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是北方地区制作白瓷的重要窑口。9-21年的定窑考古发掘，除了出土大量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以外，还在作坊区、灰坑等处出土了一系列制瓷原料。本文利用X射线荧光波谱法、X射线衍射法、Rietveld全谱拟合物相定量法分析了与制釉相关原料的元素组成及物相，并采用高温加热实验观察烧后样品的颜色和耐热性能。分析结果表明定窑考古出土的制釉原料有三种：硅质原料、钙质原料和高岭土原料，并根据化学成分得到了定瓷釉的理论配比。定窑配釉也使用了"釉灰加釉石"的方式，与文献记载的南宋景德镇和明代龙泉地区相近。定窑的此种配釉工艺可能在北宋晚期就已存在，从而把"釉灰加釉石"的配釉工艺提前到北宋晚期。本文通过对大地湾、原子头等遗址出土的一类特殊彩绘图案的解读，确认了早期彩陶中广泛存在的"斜向轴对称"构图法和"阴阳组合"的构图思想；同时又通过对该构图法和构图思维在早期彩陶文化中产生、传播等情况的研究，解决了彩陶科研历史中多年未决的"人面鱼纹含义"、"马家窑类型舞蹈纹盆内涵"、"石岭下层鲵鱼图案意义"、"庙底沟类型繁复图案构图方式"等诸多的特殊难题。9年11月，笔者对闽西客家地区进行了田野勘查，汀州城是该区域文献记载较为清楚、遗迹保存相对较好的一处城址。该城于唐大历间迁治今地，宋治平间扩城、明末再次扩城，城市规模不断增大，城市形态和街道格局也有所改易，体现了汀州城在历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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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脊柄刀始见于商代中期，商代晚期便有了较大发展，西周之后渐衰，多出土于北方的陕西、河南安阳等地，是商周青铜的重要品种。本研究认为，其特殊的脊背外部形态和固柄方式是这种刀最为基本的特征，以此特征为主，再参照锋刃部形态，便可将之分成三型：即"夹脊柄型"、"銎脊柄型"、"夹脊銎脊柄型"，之下可再分成若干个样"式"，如"有阑无内式"、"卷锋多銎直刃式"等。本研究还认为，从技术史的角度看，栋脊柄刀应是在本地和周边诸考古文化，在石质榫凸背刀、石质多孔刀、青铜榫凸背刀、青铜銎首刀等技术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和演变出来的。92年9月至1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鄂尔多斯博物馆、乌审旗文物管理所，对内蒙古乌审旗郭家梁村周围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共计发掘5座墓葬，其中4座为北魏墓葬，墓葬均为带有墓道土洞墓。小型墓葬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大型墓葬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组成。随葬品数量不多，以陶器为主，还有铜器、铁器、料珠、泥钱等。对比墓葬形制和随葬品，这批发掘的四座墓葬是北魏占领大夏国首都统万城后遗留的墓葬。本文通过对稻(Oryza sativa)作和粟(Setaria italica)作遗存的发现、环境背景和考古学文化关系的分析，梳理了早期农业发展的动态过程，将其分为酝酿、萌芽、确立、快速发展和稳定发展五个阶段，并认为"南稻北粟"农业格局从农业初始阶段即已奠定。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模糊地带—稻粟混作区。该区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呈现南北摆动的动态变化状态。水稻的北进、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的传播等丰富了黄河流域的作物结构，加上起源于本地区的粟、黍(Panicum miliaceum)、豆(Leguminosae)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生业模式；在南方长江流域，采集经济的比重则随着稻作农业的发展逐渐降低，形成了有别于华北地区且比较稳定的以稻作为主、渔猎采集并重的生业传统。明代周藩王府宗室墓葬位于禹州、开封、郑州、荥阳等地。由于缺乏保护，长久以来遭到严重的破坏，致使这些墓葬的相关资料逐渐减少。通过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对明代周藩亲、郡王墓的保存状况、分布、墓区制度、影响墓址选择的因素、埋葬制度等方面做出研究。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为消灭奉糸军阀张作霖在长江以北地区的统治，举行第二次北伐。作为国民军独立第十五师的师长，奉命率部北上。他沿途张贴布告，揭露奉糸军阀的罪恶，宣传北伐的意义，保证了北伐的顺利进行，并在北伐中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新出土的唐初史官刘宪及其妻卢氏墓志较为详细记载了这位唐初文人的家世、科举、仕宦、婚姻等情况，尤其是在武后、中宗时期的沉浮，刻画了一位品德醇厚、文采横溢，有正义感的官僚士大夫形象。墓志铭内容可以补充两《唐书》刘宪传记载的许多疏漏，也能够纠正传统文献记载的讹误，史料价值颇高。《刘宪墓志》撰文者岑羲也是武后、中宗时期官员和文士。我国古代先秦时期，是古代华夏族种群结构形成的重要阶段，同时也酝酿了我国汉民族的主干形成。在这一时期，生活在富饶的黄河流域的古代居民无论在文化类型抑或体质形态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因此对这些古代居民体质特征的演变及其规律的研究，为探索华夏族的种属源流关系及其他古代文化的谱系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拟从先秦时期我国甘青地区已出土的人种学材料入手，与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古代居民人种学材料进行比较分析，试图就我国甘青地区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对华夏族形成的影响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本文将综合自然地理分区和考古学文化研究相结合，分别考察了青藏高原东南部3个地理单元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进而探讨它们的相互关系，并根据遗存反映的信息推测当地的生业方式及其发展状况，最后认为相似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是由相似的生存环境决定的，同时随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金银平脱是一种将髹漆与金属镶嵌相结合的工艺技术，是我国古代的器物装饰技法。考古发掘资料表明，金银平脱技术是由最早出现于商代的金银箔贴花技术发展而来，经由战国、汉代较长时期的发展，到了唐代，这一工艺已得到创造性的运用，成为极具时代特点的器物装饰技法，对后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后世相关装饰工艺产生了很大影响。汉代的麒麟是以鹿科动物为主要原型，融合了马、牛、独角犀等兽的局部特征而塑造出的"混合体"，而"独角戴肉"是其区别于其他神兽的最显著标志。大辛庄遗址出土的一件玉龙，据其形态和装饰风格判断，应为凌家滩文化玉器。本文还收集到几件商代和汉代的凌家滩文化玉龙的仿品。大辛庄遗址发现的玉龙、玉虎在墓葬中的位置与濮阳西水坡发现的蚌塑龙虎相似，二者可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化意义。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1983-1986年发掘区的北区墓地中既有周人贵族井叔家族的墓葬，也有殷遗民和古羌族的墓葬，所以该墓地的性质不是单纯的井叔家族墓地。本文参考出土文字和传世文献中有关"里"的记载，认为"里"是西周的地域性基层组织，在晚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且"里"中居民的身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西周时的都城丰邑中聚居着周人和其联合的他族部众，以及从东面迁来的殷遗民，人群构成可谓复杂。面对这种形势，周王朝的统治者在利用血缘家族的纽带作用来维系其统治的同时，还使用了高于血缘关系的基层地域组织—"里"，以对居住于丰邑的诸族人群进行统一管辖。所以本文推测张家坡北区墓地是井叔家族所居住的丰邑中某个"里"的聚葬地，属于地域性墓地。由此可见，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墓地并不一定都是家族墓地，这些墓地中所埋葬人群的社会关系有可能是地缘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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