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意包括建筑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内涵。嘉应观作为官式祭祀建筑，集宫、庙、衙为一体，其整体布局规整中富于变化，单体建筑风格多样，既体现了建筑的形式之美，又蕴涵了丰富的、文化、艺术等潜意识的元素。"古代"基本陈列是国家博物馆新馆建成后的一项重要基本陈列，从始至终受到各级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记述了"古代"基本陈列形式设计从方案初步确定到扩初设计阶段的构思过程。金册是明代分封制度的重要凭证，是受册封人的身份象征。本文通过对有关金册文献的梳理，并结合出土实物，对金册造办、使用及存放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明朝统治者依据宗室身份等级不同，册封时分别授予金册和银册。金册由内府银作局造办，翰林院撰文，中书科书写。用金初由银作局向内承运库支取，后由户部收买。诸王册封以授予册宝为核心，制定了一套隆重的仪式。初封诸王的册封仪式在京师举行，袭封诸王的仪式由朝廷派遣使臣至各藩府举行。册封时间嘉靖三十二年之前无定制，之后大多安排在四月。册封仪式结束后，金册即存留于王府。金册用于随葬，仅见于明代早期，应属个案。金册尺寸有严格的规制，明初已定长"一尺二寸"之制，并为以后历朝所遵守，可作为出土封册实物定名的标准。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办了专家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制作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最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官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此次专家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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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爆发使马克思主义传入，苏俄成为知识界各个派别关注的焦点。在1918-1949年间，苏俄在复杂的形势下扮演了红色主义、反帝斗士、弱小民族代言人、爱好和平的中坚力量等多重相互矛盾的角色，使得知识分子群体的苏俄观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状态，进而反映出知识界的分化及隐藏在各人内心深处的认同。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对苏俄的认知始而冷静谨慎，继而心悦诚服地高度赞赏，最后则选择抛弃对苏俄的梦想。这一系列变化的出现是由其成长背景、教育经历、个人际遇、信仰等内因，以及形势、苏俄的发展变化等外因相互制约与影响的结果。胡适对苏俄的认知变化也作为其思考社会发展和构想未来蓝图的重要理论基础，最终影响到他对和新的现实抉择。唐昭靖墓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位唐朝中期代宗皇帝李豫之子的家族世系及对其封赠情况和他经历的短暂一生，可以补充《新唐书》、《旧唐书》中关于昭靖记载的不足。河南博物院所藏并展出的熹平石经两件残石为亡佚已久的《乐经》，通过此两块残碑证明《乐经》确实存在，且至少在秦火以后的东汉，《乐经》亦曾经以儒家经书的形式立于洛阳太学门外，本文认为《乐经》的真正亡佚时间应该晚于汉献帝初平元年之董卓焚烧洛阳宫室之劫。

《太平抗倭图》与明代主流绘画样式完全不同，它没有采用传统的表现重大主题和纪实性题材所惯用的横卷形式，而是以民间"地舆图"的表现方式，将与整体事件相关联的各个情节安排在一个如同地图的整体框架之内，并由此展开相互之间的情节关系，具有较浓郁的民间绘画特性。该画的艺术成就以人物的表现为代表，虽然它不像完全意义上的人物画那样能够表现出人物的神情以及思想活动，而像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那样仅仅是以简单的人物动态表现抗倭的主题，但人物众多，关系错综，是另类的明代人物画的代表作品。在整幅画中占据主要篇幅的建筑，着墨最多，用力最深，不亚于人物的表现，是难得的研究明代太平地区建筑的重要资料。俯身葬是殷商墓葬中一种正常的埋葬方式，但在西周时期却急剧减少，且分布地域较为集中，墓主身份亦较低。这种变化状况与商周文化的差异有关，应是王朝更替之后所导致的文化变迁的反映。从西周俯身葬的情况来看，殷遗民入周后在、经济和宗教观念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他们在逐渐放弃一些固有的礼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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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各地原始瓷器的不断出土以及南方原始瓷窑的发现，对于陶瓷考古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目前，学术界关于原始瓷的起源问题讨论激烈，主要集中于"南方起源说"与"北方起源说"两种观点。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数量多，分布地域广，主要集中于河南、山东、陕西、河北等"中原文化圈"及其附近。器形较为统一，与当地陶器、青铜礼器近似，胎质、釉色等也已有进步趋势。并且北方原始瓷主要出土于高等级的建筑遗址与墓葬中，当与其珍贵性有关。另外，将其与南方出土的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北方地区出土的商周原始瓷其产地主要是南方地区，但是不排除北方当地烧造的可能。秦汉时期的包装品已被广泛使用于食品、酒、器物等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并且扩大到了文玩用具、药品、宗教用品等产品领域。通过文献的相关记载与实物之间的互有印证，认为包装在秦汉即已有意识地根据所要包装的内容选取不同的包装材料。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海南宋代墓葬中出土几方买地券，出土情况及特点、年代及涉及的地名，买地券所反映的民间风俗信仰等方面进行梳理和考证，尽可能地揭示出隐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史料价值。虽然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刻符的数量不多，但是其中出现在龟甲上的三个刻符尤其引人注目，它们是 、 、 。它们的特征是：1.时间最早，属于裴李岗文化，其年代范围为公元前66至公元前62年；与文字相关， 像甲骨文的日字和户字， 像甲骨文的目字， 像举手人形，东巴文字中就有类似的字例。通过研究这三个刻符，笔者发现：这三个刻画符号蕴涵了一条符合远古先民生活及社会习性的重要信息；三个刻画符号刚好与人们迄今都还能够从一种特殊的宗教仪式中抽象出的三个元素相吻合。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带有刻符的龟甲本身很有可能就是一种宗教法器龟甲刻符与甲骨文之间或许具有一脉相传的关系。6年1月至12月，为配合郑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建设进行考古发掘，所清理的遗址中以宋金墓葬为大宗。根据墓中出土文物，推测其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晚期，下限为金代。这批墓葬的发掘和墓中出土的陶瓷器以及唐、宋金时期的铜钱，为研究宋金时期的墓葬形式、社会经济和古代民俗文化提供了实物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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