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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斟寻,而此种观点与考古实际和文献记载均不相符。依据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二里头遗址应为夏代晚期的都城"河南"而非斟寻,"河南"与阳城、阳翟、斟寻、原等相比较,是夏王朝延续时间*长的一处国都。
新郑望京楼城址并非与亳为邻的葛墟,也不可能为昆吾之居。综合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学资料,其极有可能为夏商时期的郑父之丘。关于西周厉王时期的战争,传世文献仅有只言片语涉及。而有不少厉王时的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当时的战争情况。本文通过人物系联,汇集了厉王时期的12篇战争铭文,包括:翏生盨、噩侯驭方鼎、多友鼎、禹鼎、敔簋、宗周钟、伯父簋、虢仲盨盖、应侯视工簋、应侯视工鼎、晋侯铜人、晋侯苏钟铭文,进行了铭文之间的对比,总结了格式和内容上的相似之处;又对比了铭文与传世文献,认为在用词和礼制上两者可相互参证。*后综合探讨了厉王时期的战争和社会形势,认为从铭文时代上看,当时既有前代遗留的东南淮夷之患,又在西北开始了与猃狁的战争;从铭文所载地名上看,宗周、成周等京畿重地皆受到威胁;至于战争之祸所造成的社会形势,于《诗·大雅·桑柔》之"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哀恫"可见一斑。对元代有铭文铜权进行数量统计分析和系统研究,可初步认为从元代早期(中统到大德年间)至元代晚期(至大到至正年间),铜权存在数量减少、重量递减的趋势,铭文体例也有所不同。经计算,元代一斤应折合约67.2克。元代监管铜权铸造、发行的机构有户部、总管府、留守司、市令司、宣课所等。对"南京皇甫"权的研究还有待深入。1年6~8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千松园遗址进行了一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一个以大型房址为中心,周围分布小型房址,外围有壕沟环绕,壕沟外亦有中、小型房址的新乐上层文化环壕聚落址,碳十四数据表明,该聚落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188年~前162年。缶方是商代甲骨卜辞所载重要的方国,缶方之缶与匋古为一字。缶方(匋地)不在今晋南的永济,而应在汾水中游的今文水县西南1公里的平陶故城一带。卜辞中与缶方联系紧密的基方,则位于今晋中市太谷县东1公里。15年5月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巩义市东区发掘24座墓葬,其中M234根据出土墓志记载为唐代大和六年司马进夫妇合葬墓,墓中出土碾、炉、鍑、盂、执壶、茶盘、盏等,这些器物大部分都能在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记载中找到原型。此次发掘出土的茶具系列,为国内首次出土时代明确的组合茶器,较为地反映了唐代茶文化中从碾茶、煮茶、分茶到饮茶的过程,为研究唐代茶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关于郑州商城发现的三处商代铜器窖藏坑的性质,学界存在"祭祀说""说"等争议,且论证简略,亟待进行深度辨析。考古发现的古代铜器窖藏坑性质一般可分为类、祭祀类、陪葬类、仓储类等类型。郑州商城铜器窖藏坑性质之"说"疑窦重重,埋藏状态与类窖藏坑的紧急处置态势并不相符。从窖藏坑方位、地势环境、埋藏成因和程序、礼仪活动等方面综合分析,三处窖藏坑与祭祀类窖藏坑的特点颇为符合,应是商王基于尊神和以地通神的思想意识、在举行大型祭祀活动之后把青铜礼器瘞埋地下所致。祭祀的对象很可能就是城垣与护城壕,即后代的"城隍"。商王多次举行城隍之祭的原因与商代中期社会、自然灾害频发、国势衰微有关,祭祀的目的是祈求鬼神保佑商都乃至国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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