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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博棋局、日晷、铜镜上共有的TLV纹从何而来,一直以来聚讼纷纭。本文系统整理考古出土的六博棋局,依据图案加以归纳,并进行历时的排比,以考察演变的过程,并认为TLV纹是六博棋局发展到西汉时代的样式,出现年代不早于战国末年。公盨是西周中期偏晚时的一件礼器。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与《禹贡》开篇"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及《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据此,结合其他文献及考古资料推断,《禹贡》篇主体的制作时代应在西周中期。歌舞游宴的传统,能文能诗的蜀伶活跃于官府私第,兼之山川地土养成的灵心慧质,更有汇聚八方的文化交融,是川南宋墓石刻的社会成因和历史背景。以整个南宋为底色,从艺文的角度来审视川南宋墓石刻,并兼及"物"的考校,可以发现与"诗"(此中总括诗词歌赋与剧曲)相应的许多生活内容,这里有着对细节的格外用心以及随之而来的于表现内容的择取和表现形式的若干独创。虽然是墓室营建,但设计者和制作者意欲展示的依然是世间声色:快活、明朗、热闹。此外它的难得尚在于,古人言写真,即今所谓"肖像画",墓葬艺术并不在论列之内,然而掌握此项技艺的画手、刻工数量必然不少,他们与宋人笔下的写真高手当是声气相通,而成为推助肖像画发展的不可忽略的人群。川南宋墓石刻正是出自这样的创作者,今再现世间,对美术史来说,也是具有认识价值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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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揭示枞阳地区出土铜器所蕴涵的科学信息,本文对枞阳文物管理所藏的部分先秦青铜器进行了初步检测分析。结果表明,22件样品中有11件锡青铜、7件铅锡青铜、4件铅青铜,所有检测的青铜器均为铸造而成,部分铜器有铸后受热迹象;青铜剑的制作工艺较为复杂,部分铜剑使用了错金、镶嵌及复合剑的制作工艺。尽管此次分析的样品数量有限,尚不足以揭示枞阳地区出土先秦青铜器的材质和制作工艺特征,但为继续研究该地区青铜技术、区域青铜文化特征以及探讨该地区与其他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作为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日之间规模的一场局部战争,1936年底爆发的绥远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受当时通讯手段及地理位置的影响,只有少数记者前往绥远前线实地采访,的战地摄影师方大曾便是其中的代表。从1936年12月5日抵达集宁开始,他前后在绥远前线各个战场上进行了长达43天的采访,其间拍摄了近4张照片,并撰写了一系列战地通讯。这些照片和通讯先后发表在《世界知识》画报、《大公报》、《良友》画报等报刊上,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通过对国家博物馆馆藏方大曾摄影遗作进行分析,结合他当时发表的战地通讯,从中可以梳理出他在绥远抗战前线采访活动的具体细节。吕师孟是南宋晚期的"吕氏军事集团"的成员之一。身为被文天祥点名斥责过的南宋降臣,吕氏家族入元后的处境颇为尴尬,传世文献中的资料甚少。年出土于苏州的吕师孟墓志铭,完整记载了墓主的生平、宦迹及姻亲状况及其入元以后的发展轨迹,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墓志铭显示,吕师孟为吕文福而非吕文德之子。入元以后,吕师孟除了与南方故交继续交往外,还与北方的大官僚和士人建立起新的关系。吕氏在文天祥的文集和墓志铭中的形象迥异,盖由文献性质和作者立场所决定。同时,该墓志铭记载了南宋驸马杨镇的家庭信息,亦不见于传世文献。墓志作者为宋元之际的诗人方回。该文不见于方回的传世文集,《全元文》也未曾收录,是一篇珍贵的佚文,也是研究方回交游状况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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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尔是法国画家、新古典主义艺术的代表。作为坚定的古典主义者,安格尔与学院之间具有深厚的渊源。一方面,学院代表了一种艺术生产的方式,通过学院体系,艺术家得以呈现自己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思想;另一方面,学院这一封闭的教学体系又极度依赖于安格尔所创造的艺术语言和形式。虽然安格尔尊重传统,不断借鉴和挪用经典的图示,但传统的碎片在安格尔的作品中不是一种怀旧式的存在,而是一种突破传统和驾驭传统的方式。安格尔尊重前辈,却更坚守自我意识,远离市场的嘈杂和沙龙的评判,专注于作品本身的构思和纯粹的艺术概念,从而实现了一种另类的现代性。而且,安格尔的历史画和肖像画构成一种社会和历史文献,对研究他所处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把安格尔放到19世纪欧洲的语境中,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来建构和还原一个复杂、真实的安格尔。唐志契,晚明山水画家、理论家,其画用笔清远,有元人风韵。他的山水画被视为摹古一派,风格并不特出。他在画的地位和影响主要来自所著《绘事微言》一书。此书分为四卷,卷为唐氏自撰,内容涉及画理、画法、评赏等,见解独到:他重新阐释山水画语境中的"气韵生动";提出继承传统应"师其意而不师其迹";画山水要"看真山水","传神者必以形";强调以"写"来获得"山林逸趣",山水的趣致在"写草书行书"之间,具有"留影"、"写意"等特点;在用笔上,指出"写画亦不必写到";首次提出绘画中的"意境"一说,在画论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尽管强调山水应写其性情,仍然注重"明理"的重要性,并对其时流派之弊作理性分析。本文拟通过以上内容来探讨唐志契在山水画的贡献。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办了专家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制作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官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此次专家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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