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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南宋末叶学者桑世昌之《兰亭考》一书后,俞松的《兰亭续考》又是一部关于《兰亭帖》鉴藏和研究的重要文献。本文将《兰亭续考》一书所著录的面貌各异的《兰亭帖》本子一一析出。这些《兰亭帖》多属俞松个人收藏,亦偶有他人收藏之物,并留下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诸多题识,以此可以大致梳理出某一禊帖的流传鉴考情况。惜书中所涉《兰亭帖》实物多不存于世,使得后世研究者无法窥其真实的图像面目,遂形成文献意义上的"兰亭帖"。此外,俞松不仅是一位古书画收藏家,也是一位鉴赏家,他对古代法书多有鉴评,本文亦适当录出,进而对书中所涉猎的古代法书的鉴定方法进行初步探究,以管窥南宋时期的收藏家们对《兰亭序帖》的鉴定和收藏之概貌。继陕西梁带村、山西黎侯墓地等新出毕氏有铭器后,清华简《耆夜》、《祭公》有"毕公高"、"毕桓",为研究西周毕氏提供了新材料。本文从简本《耆夜》、《祭公》切入,结合金文等其他西周文献,综合研究西周毕氏:以《耆夜》为导线,辨析毕公高的史事及其相关金文;考辨简本《祭公》的"毕桓"与其他毕氏,证明西周中期毕氏很兴盛,未出现中衰;讨论毕氏的分支楷氏与楷国;综合排列毕氏世系谱,毕、楷两支皆延续到西周晚期,所谓"其后绝封"疑是国人至厉宣之间的斗争所致。龙是瑞兽,几千年来,一直是的—文化符号。作为艺术形象,龙在传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中极为常见,成为学者反覆讨论的对象,特别是它的早期形象,海内外争论很多。龙是想象的动物,它的艺术形象,有所依仿,又充满艺术变形。本文参考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以桃花庄龙纹觥、浉河港龙首觥和海家村铜爬龙等商代、西周的青铜器为主要线索,并与古文字中龙字的构形和演变相印证,讨论了龙在早期艺术中的基本特点:棒槌形双角、菱形额饰、垂花形鼻饰、锯齿状牙口,以及菱形和三角形搭配的身尾花纹,指出龙是模仿鳄鱼、蜥蜴、蛇等爬行动物,并对围绕饕餮纹的争论重新梳理,指出饕餮纹的主体是龙首纹的面部特写,牛角兽面、羊角兽面都是它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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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河曲坪头遗址前后两期房址的建筑技术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史前晋西北地区窑洞式建筑在窑跨、门洞处理、防潮技术、白灰烧制及涂抹技术、火塘周边装饰手法等建筑技术方面的承袭发展。通过对房址进行建筑力学分析,得出史前晋西北先民对黄土窑洞结构力学的稳定性已经有了很好的认识。最后对房址白灰样品进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及碳十四测年,扫描电镜分析显示:后期房址白灰烧制技术比前期提高;碳十四测年显示:前期房址距今3835±25年,后期房址距今3535~3715年。8年8月至11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在营口市鲅鱼圈区天瑞水泥厂发现的汉代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38座,其中砖室墓4座。砖室墓均有绳纹砖做建筑材料的现象,均有东向墓道,多数墓葬墓室底部铺砖均呈人字形。墓葬规格相差不大,由于破坏较严重,人骨已不存,葬式葬俗均不详,有用木棺的现象。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器形有罐、壶、钵、奁、灶、釜、甑、俑等,另有石器、铜器、铁器等。其中发现的陶俑,高度写实。砖室墓年代可以推断为两汉之交,或可晚到东汉初期。该批墓葬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对于研究两汉之交中原文化和辽东郡平郭县一带的东北土著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年,为深入了解秦始皇帝陵的整体布局和当时的陵寝制度,对陵园及道路、门阙、墙垣等进行了系统勘探,对K99陵寝建筑、从葬墓及一号坑等进行了发掘。这些考古工作为认识秦始皇帝陵丧葬礼仪与建筑结构体系等提供了新材料。8年对乌鲁木齐市鱼儿沟遗址北区进行了发掘,发现石墙、房址、岩画等遗迹。另在相距不远的阿拉沟内清理了3座被盗墓葬。出土遗物包括陶器、铜器、铁器、木器以及动物、植物遗骸。遗址及墓葬的年代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次发掘对研究鱼儿沟地区的古代文化面貌、探讨新疆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7年,为了解在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宫城阊阖门附近勘探墓葬的时代、保存状况以及与城址的关系,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对部分墓葬进行了发掘,其中M175为西周晚期墓葬。该墓为土坑竖穴墓,葬具一棺一椁,出有铜器、陶器、石器、蚌器等遗物56件(组)。以该墓为代表的西周晚期遗存的发现,为了解汉魏故城西周遗存的分布提供了新资料。12年和213年,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对山东临淄齐故城内的一处铜镜铸造作坊遗址进行了发掘,有关的遗迹有铸坑、房址、水井及部分灰坑,出土有镜面范和镜背范。遗址的发掘是秦汉时期乃至古代铜镜铸造业及铸造技术研究的重大突破,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吐鲁番阿斯塔那M14M233和阿斯塔那西区M4M49等4座墓葬在发掘报告中被认为年代较晚。但通过将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周边相关墓葬比较可见其年代或可早到十六国早期。在西晋甚至曹魏时期,汉式墓葬已在吐鲁番出现,且与河西敦煌、酒泉等地墓葬的面貌接近,或与当时历史背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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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辖区陶寺类型遗址有二百多处,经研究,在龙山文化时期,陶寺类型文化的主人,控制了临汾盆地。从整体看,其聚落群的组合多为金字塔模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表象。其文化特征是完全统一的,反映了人们在统一的礼制规范下进行生产、生活,是同一个族团。陶寺城址是这个庞大族团、经济、文化的核心,是这个族团的国都。陶寺古城前期的主人是帝喾,后期的主人是帝尧。两汉都城之间的布局变化表现为:宫城布局由西汉的多宫向东汉的南北两宫演变,宫城面积占城市面积的比例下降;其社稷和宗庙开始由宫城移至城南郊,但与宫城依然呈"左祖右社"的格局;灵台、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以及太学设置在东汉洛阳城南郊显要位置,创我国都城建设之首例;城市供水由西汉长安城的单供宫城园林用水,发展为布及整个东汉洛阳城的水资源综合利用,亦创我国都城建设之首例。考证表明,新发现的大篆(古文)、小篆、隶书八分呈"品"字形排列的三体石经残石拓本,属西晋石经《尚书》,此拓四纸为《尚书》中的《皋陶谟》、《益稷》篇残存字迹。新拓本丰富了洛阳太学石经碑刻遗存,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史研究增添了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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