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出土牌铭"魏武王常所用"，分别为戟、矛、刀、椎四种，由导从及长短，形成一套最简单的组合，执行"警跸侍卫如常仪"的基本功能，属于天子仪卫。例如"交戟"，只有皇帝才能使用。曹操生前获得享用天子仪卫的资格。这套仪具既体现了曹操的薄葬主张，同时也是墓主身份地位和墓葬等级的重要标志。本文讨论了西周金文中的几个人名用字。义叔簋之，过去著录及文字编的释读皆欠妥当，其字可拆分为左右两部分，左旁从詹鄞鑫先生意见应是捪的表意初文，右旁为夕，整个字应该分析为从夕捪声，极有可能是为晨昏之昏所造的专字。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两西周铜盨的器主之字写作，各种著录及文字编多误析为两字，本文首先肯定了其为一字应释作敢的意见，进而分析其形体下部为"弁"，是在甲骨文敢字基础上所作的变形音化。最后讨论了盖铭多出的 字，认为是器主伯敢之名，从名字相因角度怀疑可读作击杀的击。陕北高原商代文化遗存，最初是以青铜器的发现而引起学界关注，后因清涧县李家崖遗址的发掘，被认为属于李家崖文化，并与文献和甲骨文记载的鬼方有关。多年的考古资料揭示，陕北地区商代的考古学文化还要复杂一些，除了李家崖文化以外，以蛇纹鬲为代表的"朱开沟"类文化也曾活跃于此。其形成和出现的时间，虽可能略早于李家崖，但也曾有过并行发展阶段。对于两者的关系，过去曾有发展演变的看法。本文通过对李家崖报告和近1余年佳县石摞摞山、安塞西坬渠以及清涧辛庄等遗址的发现资料分析研究，初步认为两者可能并非先后相继的关系，而是并存于陕北高原和相邻地区的两支商代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发展去向。故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对关中及相邻的考古学文化，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至于两者所出现的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当属分别继承了当地更早文化的部分传统，及相邻文化间相互影响的结果。本文以桐柏月河M1出土玉器为例，讨论了春秋晚期玉器加工工艺，基本包括开料、打磨、阴刻、减地、透雕和钻孔等六类。其中，旋转砣具已经非常成熟地运用于阴刻工艺，偶尔运用于减地工艺，但尚未用于钻孔等其他工序。春秋晚期，礼玉更多表现为佩玉，因而玉器的器型和工艺也随之发生变化，以适合装饰的审美需求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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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贵州汉墓出土灯具尤其是青铜灯具分布地域和类型的考察，结合相关文献，指出出土多枝灯等青铜灯具的汉墓墓主可能是当时郡县统治阶层，青铜灯具的分布地区有可能就是汉代在今贵州境内设置的郡县所在地。9年，在洛阳市洛南新区龙盛小区B区发掘18座唐宋时期墓葬，这些墓葬大多数被盗严重。其中，唐墓M27保存完好，为长方形墓道土洞墓，出土有陶瓷器、三彩器、银钗、铜镜及铁剪等。箧和笥均是古代竹制盛放物品的。本文运用考古发掘资料和传世文献相互对照，对箧和笥作为先秦两汉时期简帛书籍盛具的功用作了考实，进一步探究简帛书籍的收纳方式。根据唐萧元礼家族墓志，可以推断龙门185号张氏瘗窟开凿于8世纪初。张氏先葬此窟，开元六年(718年)又与其夫元礼合葬于龙门南山西原萧氏家族墓地。张氏瘗窟与合葬墓先后修建的事例可作为唐代俗礼与佛法丧葬观念冲突及调和的反映。

本文主要是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河南禹州新峰墓地发现的两座汉代画像砖墓的报道。禹州地区以往经科学发掘的汉代画像砖资料很少，见诸报道的几乎没有，此次所公布的画像砖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汉代社会历史、风俗思想的图像资料，也填补了禹州这方面的空白。根据清晰戈铭照片，以及铜戈的时代特征，旧释五年桐丘令戈应为五年雍丘令戈，它与新出廿八年雍丘令戈皆是战国中期魏惠王时期，据此可知雍丘在战国中期已属魏国并置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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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衡(1927-25)，的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对夏商周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从其遗稿中辑出有关考古学的若干论述，以飨后学与读者。本文在对殷墟二期时，殷都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后岗贵族墓地、殷墟西区、南区及有关村落布局变化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殷墟二期时，殷都原有遗迹进一步发展壮大。随着新的遗迹出现，殷都整体上呈现出承接殷墟一期晚段已分布区域，继续向外围更远处扩展的趋势。殷墟二期是殷都的进一步发展阶段，也是殷都初步框架形成阶段。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甲骨是的库方二氏藏品中的一部分。我们对其馆藏甲骨实物中的伪片做了细致观察，发现作伪水平低下，刻写拙劣，文辞不通；并对馆藏甲骨中的伪片数量进行考察，对真伪相杂的甲骨一一辨析。通过对伪片甲骨刻辞的分析，总结出此伪刻刻手的特征，并由此特征找到其他甲骨著录中此刻手所刻伪片。铁丘遗址位于河南省东北部的濮阳市，212年的发掘揭露部分龙山时期的房基、墓葬、灰坑等遗迹，出土一批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遗物。从文化因素来看该类遗存为典型的后冈二期文化，所属年代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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