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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新见三枚明末李自成农民军印章资料的讨论，知晓大顺政权在政权建设时，不仅设置了大量的地方行政职官，同时也设置了不少学官等辅助性质的职官。在整理目前所见李自成遗印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李自成农民军印章的用字问题和该农民军在巴蜀地区的活动，并纠正了文献中有关用印制度的错误记载。文中指出印章因避李自成名字之讳，禁止"印"字入印，而改为"契、信、符、记"等专称，成为其一大特色。从现存的李自成遗印实物情况看，明末大顺农民军在巴蜀地区也一度控制了不少地方，而并非传统上认为巴蜀地区完全为张献忠农民军的势力范围，可补相关历史记载之缺遗。濮阳高城东周城址，位于濮阳县城东1余公里。其位置与《水经注》等古文献所记述的东周卫国都城——帝丘一致。此外，该城址的规模、时代、文化内涵等都与东周卫国都城相吻合。因此该城址应是历卫成公迁都的帝丘城。郑义伯铭文中的一些字，旧没有得到很好的释读。如"余以行以"后面一字，旧或释作"川"、或释作"顺"、或释作"征"，本文赞同最后一种意见。"即"前一字，旧或释作"酉"，或释作"(郑)"，本文赞同前一种意见，认为应读作"酒"。"我酒即"后面一字，旧或误释作"浩"，或误释作"造"、或误释作"沽"、或误释作""，本文根据相关金文资料指出它应释作"清"。"孙子"后面之字，或误释作"隹"，或误释作"唯"，或误释作"为"，本文根据相关金文资料指出它应释作"是"。此外，还讨论了与此铭相关的一些铭文内容，如国差""字，研究者或读作"静"、或读作"清"，本文认为它与郑义伯铭文中"我酒既清"之"清"表示的应该是同一个词，""宜读作"清"。9年8月12日，在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南水北调安置小区内，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发掘了一座西汉晚期砖室墓M121，出土一座四层彩绘陶仓楼。楼高四层，通高1宽43厘米，由院落、仓体、楼体等组成，各部件可以拆卸组合。四层陶仓楼是焦作市迄今为止发现的座通体彩绘的陶仓楼，也是全国的一座。在陶仓楼的楼体及院落的墙体上彩绘有人物、鸟禽，青龙、白虎、朱雀等四神(少玄武)及虎食女魃的神话故事；彩绘运用了直绘法、勾勒法、涂抹法三种绘画技法；用色有朱红、白、紫、黑、黄(橘黄、土黄)、豆青六种颜色，其中以朱红色、白色、紫色、黄色为主色调，色彩艳丽，对比较强。绘画内容繁多，用笔流畅优美，画面生动，且呈现出运动感，充分展现了汉代高超的绘画技艺，是研究西汉时期储粮技术、建筑技术、装饰艺术及绘画艺术的宝贵资料。11年1-12月，为配合"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楚故都纪南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纪南城烽火台遗址进行了试掘。发掘方法采用T字形探沟布方法，以台基的中心点为中心，向东西和南北向各布一条大探沟，将探沟控制在统一三维座标系统中布好的探方中，以便整体揭露时归入探方。北宋铜钱窖藏发现于烽火台台基西坡上，位于东西向的XTG3中。窖藏为一土坑，开口于第二层下，打破第三层(宋代文化层)。坑口呈椭圆形，东西长径8、南北短径4深22厘米。坑内填土为灰色，土质松散，铜钱成麻花状直接置入坑中，没有盛装器。共发现铜钱约27余枚，有汉五铢，唐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及北宋时期22个年号钱共3多种钱币。此次发现的北宋钱年号连续，种类繁多，在湖北地区比较少见，为北宋年号钱的流通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商水县城上村的汝阳故城，实为汉代的濦强故城，北魏政权的侨设郡县。今汝南县城东南2公里处的平舆县郭楼镇高平寺村的汝阳故城，才真正是东汉袁安的乡里——汉代汝阳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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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量已经出土的先秦竹简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记载，这些内容对于我们研究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及其保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们不仅使我们的研究领域得到拓宽，也开阔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这些竹简所保留的大量关于古代生态环境及其保护的记载，既反映了古人对于自然规律探索所达到的高度，还体现了古人对人类与自然关系认知的水平。如果能对古代竹简所蕴含的这些内容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定能推进与完善生态环境史的研究。龙山岗遗址位于豫西南丹江下游。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于28年5月至212年1月，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本次发掘不仅发现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还发现有西周等时期遗存。西周遗迹主要有灰坑、沟、墓葬等；出土的典型器物主要为陶鬲。从器物的特征来看，遗存的年代涵盖了西周早期、中期和晚期。西周早期的陶鬲，颇具商文化特征；西周早中期之际的陶鬲，表现出了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如陶系为夹砂红陶，鬲足为柱状等；西周中期后段以后，出现了明显为"二次包制"的柱形鬲足，属"楚式鬲"的典型特征。这些发现为早期楚文化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本生故事是佛教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舍身饲虎本生以牺牲、奉献为主题思想，在北朝时期较为常见且具有一定代表性，新疆、甘肃、河南、山西等地的石窟中保存有一定数量的该本生故事壁画和雕刻。佛教造像碑、塔是与石窟一脉相承的佛教艺术表现形式，其龛像、铭文及其他佛教内容往往相互印证，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表达一定的主题。甘肃馆藏的两件刻有舍身饲虎本生图像的碑塔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其内容、构图、思想内涵等相关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

《朱仙镇新河记碑》对于研究贾鲁河水运与朱仙镇商业兴衰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有重要价值。按《朱仙镇新河记碑》所载道光二十三年的黄河大水是朱仙镇水运衰落的转折。光绪八年新疏浚的贾鲁河道由王堂新河、李牧岗至张市镇两部分构成。贾鲁河河道的变迁是导致朱仙镇商业衰落的根本原因。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十一月，太武帝在结束对河北诸州的巡视后西返平城，行军至徐水河谷时即兴演示神射技艺。《水经注》记载定州地方为纪念此一事件而在徐水岸边立有三碑，可是此碑的拓片直至间始为学界所知，至于立碑地点及各碑的具体情况则迄无确切信息。经过22年、29年和21年的多次调查，现在可以确知三碑中两碑的立碑地点，即河北易县狼牙山镇口头村东侧漕河(古徐水)河谷。调查中也获得了东巡碑的碑座和碑身残石，为研究东巡碑提供了新的手资料。

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致季宗元札》是其早年书法真迹，研究者对其书写年代说法不一，以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说影响较大。信札内容反映的官职任满待迁及日常政务繁冗、督责严苛等现象，对比元朝官员任期和职权来分析，符合赵孟頫至元二十七年(129年)任职兵部郎中时的实际情况。信札中提到赵孟頫获见大量唐宋绘画名作，也应是在大都任上才有此机会。故此，《致季宗元札》书写年代应为至元二十七年。藏品是博物馆的立馆根基，是博物馆完成使命、实现宗旨的根本所在。藏品不仅是博物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价值更具有多元性，在收藏过程中更应关注其文化伦理层面，保证藏品的真实性与来源合法性。王宏钧先生曾任历史博物馆党委、副馆长。此次访谈主要围绕"国博百年发展"这条线索，内容涉及辛亥之后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创设与建馆概况、解放初期历史博物馆的改革、1958年至1959年"通史陈列"的筹建和以后的数次修改，以及其他业务的重要发展等；最后，王宏钧先生从自己的角度谈了国家博物馆百年发展所留下的重要精神财富及对博物馆事业的期望。考古材料中所见的方形帐篷形象，可以为了解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族群互动提供新的视角。一方面，此时期出现的具有平城特色的陶制方形帐篷模型，作为蒙古包式框架结构帐篷的一类亚型，反映了北魏早期鲜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另一方面，北朝后期在华西域人所使用石质葬具上的浮雕装饰图像中黑帐篷与蒙古包式帐篷形象的出现，以及载帐架骆驼俑和有关商旅出行题材的使用，则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展示了此时期中西方贸易伴随丝绸之路发展而不断繁荣的情景。随着中原地区人们对帐篷这种游牧民族符号的认识和接受，"胡风"逐渐发展成为流行于当时社会的一种文化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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