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豫之门》2022年鉴宝海选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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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器物刻画符号的出土资料丰富，研究尚待深入，学界对其命名的论述较少，且存在一定的混乱。本文在搜集、梳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早期器物刻画符号在命名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认为：鉴于目前"刻划符号"和"刻画符号"混用的情况，建议用"刻画符号"。针对"几何形符号"与"象形符号"不足以划分器物符号的问题，提出用线段构形(线段类)和形体造形(形体类)总体命名的意见。13年6月，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焦作市中站区后辛庄村北卢氏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出土唐后期怀州司仓摄河内县令卢得一及其妻李氏的墓志两方。这两方墓志的发现，为北宋宰相卢多逊这一支卢氏家族谱系弥补上了缺失的部分链条，也使我们对卢多逊祖辈家庭成员的生平等具体情况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同时卢得一墓志中记载了发生在焦作地区唐末藩镇割据相互倾轧的历史事件，这与史载相互印证，为我们研究焦作地方历史以及唐末藩镇割据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存放梳具和化妆品的称为"妆奁"。我国妆奁是战国时期随着日用生活漆器的急剧增多才出现，妆奁是日用漆器的一个重要品类。古代留存下来的妆奁是历史的载体，历史的阶段性也反映在历代妆奁的不同面貌上，而妆奁又是历史的生动再现。不同历史时期妆奁的造型设计、装饰纹样的演变，以其独特的形式语言诉说了古代工艺技术的发展历程。陕北地区地处黄河河套之南，北临鄂尔多斯高原，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西依子午岭与甘肃、宁夏接壤，南接关中盆地。该地区目前经过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存均属于仰韶后期文化阶段。本文根据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地理环境特征将其划分为三个小区，在小区分期的基础上将陕北地区仰韶后期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从日常生活器类来看，受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海生不浪类型影响明显，但居址和葬俗与甘肃东部地区阳坬类遗存相似；第二阶段秃尾河—窟野河流域受到内蒙古中南部阿善三期类型强烈影响，无定河流域虽仍受到甘肃东部等地区的影响，但在前期基础上有所发展；第三阶段无定河及其支流大理河流域石城聚落大量出现，关中地区的影响也到达无定河流域及以南的洛河流域。1年1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荥阳市博物馆在荥阳市苜蓿洼村西南部的檀山阳坡发掘了晚唐墓葬1座，墓主为晚唐秀才卢珰。卢珰墓为长方形斜坡墓道洞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形制较小。出土有陶塔罐盖、陶饼、白瓷碗、白瓷执壶、铜钥、铁尺、骨梳、风字砚、墓志。随葬品虽不甚丰富，却十分精致，与卢珰出身名门但家境一般的境况契合。根据墓志的记载，卢珰的曾祖、祖父、外祖父、均为唐朝官员，其外祖父为太傅，身份尤为显赫，然此四人未见载于史书，故墓志可补史书之缺。卢珰为范阳卢氏之后，其外祖父家为赵郡李氏，范阳卢氏与赵郡李氏为有唐之望族，墓志亦对研究唐代世族有着重要价值。卢珰墓未经盗扰，保存较好，出土器物时代明确，为郑州地区晚唐墓葬断代提供了标尺。孝行图是宋金墓室壁画装饰中重要的题材之一，以往的研究涉及了孝行图考释、内容、发展以及历史价值等多方面内容。本文将从河南地区北宋壁画墓中位于拱眼壁上方的几组孝子图像出发，分析该类图像在墓室建筑及壁画中的位置，试图探讨孝行图在宋金墓葬中出现的原因及意义。

疑尊、疑卣是Zui近出现的两件有铭西周青铜器。本文根据器形、纹饰和文字特征，认为这两件器物年代属西周早期成王时期。铭文涉及了6个人物，其中鄂侯和宋伯都是西周早期诸侯，宋伯是文献中的宋微子。铭文对西周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东庄(Eastern Estate)位于苏州城东，为吴宽之父吴融所建。吴宽不仅请李东阳作《东庄记》，文学友人做东庄诗，还托请沈周为他绘制了一套《东庄图》册页。这些记文、诗赋和绘画都具有某种纪念性，纪念吴宽的吴融，同时又展现出吴融及吴宽所拥有的财富、品行和修养。《东庄图》的意义还在于，它不仅成为现存明代Zui早的园林图像，直接影响到文徵明及其后的吴门画家，还建立起一种再现园林的图像模式。通过考察《东庄图》对城市空间、山川景物以及观看视角的处理方式，可以讨论明代以来"城市山林"的图像传统如何得以塑造成形。鎏金工艺是我国古人在长期实践中发明的金属表面装饰技术。这种工艺发展到汉代已相当成熟，不仅在大件金属器上广泛出现，而且鎏金、鎏银、错金银往往出现在同一器物上。本文对战国时期的鎏金器作了较的梳理，并通过相关考古资料的比较研究，认为西周、春秋时期秦人较多使用黄金饰品并可能掌握了提炼水银工艺。甘肃东部地区早期秦人很可能较早使用了鎏金工艺，而后随着秦人东进此技术传播到中原地区。战国时期王畿洛阳地区较多使用了鎏金工艺。永城芒砀山为西汉梁国王陵所在地，近年来西汉梁王墓地出土大批珍贵文物，其中玉器占有相当的数量，玉器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探索汉代梁国的、经济、文化以及诸侯王埋葬制度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晚清时期，南京城内外火灾的频仍给百姓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威胁。火油的普遍使用、节日用火疏忽、拜教燃火和歹人纵火是火灾多发的几个因素。扑救大火，主要有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其中由城市士绅的水龙局在灭火活动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是，官府和驻防在维护灭火活动中的秩序，抢救受灾民众的生命财产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官府保持着对水龙局的牢牢控制。官府可以直接插手水龙局的人事任免，裁决水龙局运作中产生的，也可以依据各水龙局在灭火过程中的表现给予奖励或者惩罚性的措施。在灾后，除了对"火头"采取惩罚外，官府也采取了诸多措施对受灾民众进行钱粮物资上的赈济。但是，在对遭受火灾的民众赈济问题上，当时好像并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制度和具体的抚恤标准。在踊跃救火之余，水龙局还创立了专为灾民提供临时居所的暂栖所。在火灾预防上，南京城实行了太平水缸制度。同时，南京城防火措施的实施也充分了发挥保甲组织的功能。本文根据灵宝西坡墓地出土玉钺的特征，对灵宝市文物保管所收藏的三件玉钺的性质与年代进行了认定，并结合玉钺采集遗址的基本信息及考古成果，对三件玉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三件玉钺属于仰韶文化中期遗物，灵宝一带仰韶文化中期的部分墓葬或多或少都随葬这类玉钺，玉器原料产地很可能在当地，相比墓葬规模及大口缸，玉器在仰韶文化中期的墓葬等级指示性方面不具较强代表性。南京城南颜料坊工地近年出土的六朝墨书瓷器总计92件。迄今为止，在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墨书瓷器数量Zui多、Zui为重要的地点，可以推考为六朝时期秦淮河岸四航之一的竹格航。根据层位关系以及器物的造型、装饰特点等，这批墨书瓷器分属孙吴西晋、东晋、南朝三个时期。其器类仅见钵、盏、盘，墨书Zui少者只有1字，Zui多达4余字，一般书写于外底露胎处。其字迹大多清晰可辨，所见书体不一，反映了当时都城普通民众书法之面貌。墨书内容大体可分6类：姓名类、器名类、器物用途类、吉语类、符号类、记事类，其中以标明器物所属关系占大宗，目的是为了将容易混淆的个人生活用品区分开来，从而达到卫生的要求。墨书中的"塸(区)"乃六朝时期钵类器之本名，"共食""众食"则与佛教斋仪有关。六朝墨书瓷器或受汉代墨书陶器及漆器上的物主标记影响，与宋元以降的同类器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根据目前的材料，还难以得出六朝墨书瓷器曾经直接影响日本的结论。1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邙山东汉陵区内征集到一枚封泥，形状为方形，封缄方式为方槽式检，背面有三道绳痕嵌入泥中，正面阳文篆书"原陵监丞"。通过与已发现的其它东汉时期的封泥形制、印文特征的比较，明确了该封泥的时代。"原陵"作为东汉的座陵园，目前具体位置并未确定；"监丞"为东汉陵园食官"食监"的副职，主要负责祭祀，因此，"原陵监丞"封泥的发现，对东汉帝陵的方位及陵园职官的研究有积极意义。本文还通过已发现的有关两汉时期的封泥、印章，结合文献记载，对汉代陵园职官的具体构成和分工进行了梳理。西汉时期，陵园周边具体的管理机构有陵庙、寝园、陵园，陵庙、寝园有令、丞、郎；陵园除令、丞、郎外，还有校长；食官有令(长)、丞。东汉时期，陵寝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机构减省，不设陵庙、寝园，陵园兼有原来寝园的职能，陵园职官有令、丞及校长，食官有食监、监丞。大同地区出土了8件北魏朝廷颁发给各地太守和护军的铜虎符。马衡先生在《北魏虎符跋》一文中简要地考证了虎符的制作年代和使用情况。本文通过对这批铜虎符铭文的进一步考证，确定它们铸造和使用的年代应该在北魏太宗明元皇帝拓跋嗣神瑞元年到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九年之间，即公元414年至448年之间。本文通过对河南郾城彼岸寺经幢人首鸟身乐器雕刻的形制、属性、来源等层面的考察与研究，结合中原地区中古时期的乐器组合形态和佛教文化中的音声供养的信仰观念对其进行了综合分析和探讨。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1983-1986年发掘区的北区墓地中既有周人贵族井叔家族的墓葬，也有殷遗民和古羌族的墓葬，所以该墓地的性质不是单纯的井叔家族墓地。本文参考出土文字和传世文献中有关"里"的记载，认为"里"是西周的地域性基层组织，在晚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且"里"中居民的身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西周时的都城丰邑中聚居着周人和其联合的他族部众，以及从东面迁来的殷遗民，人群构成可谓复杂。面对这种形势，周王朝的统治者在利用血缘家族的纽带作用来维系其统治的同时，还使用了高于血缘关系的基层地域组织—"里"，以对居住于丰邑的诸族人群进行统一管辖。所以本文推测张家坡北区墓地是井叔家族所居住的丰邑中某个"里"的聚葬地，属于地域性墓地。由此可见，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墓地并不一定都是家族墓地，这些墓地中所埋葬人群的社会关系有可能是地缘性的。本文通过梳理南阳已发现的12座汉代彩绘画像石墓的基本情况，总结南阳汉代彩绘画像石墓在时代、分布、彩绘内容、彩绘方法、墓主人地位等方面的特点，并就彩绘画像石的主要设色分析色彩在生死观念、升仙、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三方面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