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区是19年反击八国联军入侵*主要的战场，关于天津庚子之战研究论著颇多。本文考证了直隶总督裕禄所能调派到天津地区的清军的详细数量(重点是武卫前军和武卫左军)。此外，重点利用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一组"立体西洋镜画片"，结合历史文献、报刊、外国记者笔记等，以物证史，不仅可靠地揭示了联军在战争中使用毒气炮的史实，而且进一步证实天津保卫战直至*后城陷都有义和团成员的参加，他们是抵抗力量的重要部分。故天津保卫战是近代官方和民间力量在民族危机中的集中释放，成为全民性的民族战争。
旧地契是封建社会买卖土地的法律依据，是古代土地交易的真实记录载体。洛阳地区出土的清代地契大多保存完好、记录清晰，标明了土地的面积、坐落、出让条件，不仅是地权的有效证明，也体现了国家意志和法律的重要性。对这些地契进行研究，有助于厘清清代土地交易的种类、价格等相关问题，对还原清代洛阳附近土地交易的真实原貌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包括相关水系和给排水系统在内的城市用水系统是东周王城的有机组成部分。东周王城郭城外和宫城外都有环绕一周的由河道与人工壕沟构成的城壕。而从瞿家屯遗址可以看出，东周王城城内应有完善的给排水系统，这对于正确认识东周王城的布局形态具有重要意义，还可以进一步深化东周王城的研究。通过探讨城市用水系统，不仅可以从中窥得东周王城的城市布局和规划理念，而且对现今的城市规划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明宣宗朱瞻基是明代少有的文武双全的帝王，他的活动具有文体兼顾、动静相宜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多面性，一方面他斗蟋蟀、索猎鹰，劳民伤财，甚至给藩属国也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他也善于在中发现各种涵义，体会自然之道，进而转化为自己的施政理念。本文结合文物与文献，通过双重证据来揭示朱瞻基的宫廷及其社会影响。总的来看，明宣宗颇有自警意识，基本上能自我克制，并做到游乐有度，由此而引申的施政理念也为"仁宣之治"的太平盛世奠定了稳定的社会基础。然而，朱瞻基御制文集中涉及的体验与感悟，很大程度上与其读书较多有关，有些只是掉书袋或者是自然联想，并不见得真正落到实处，因而也不应夸大宣宗宫廷的正面因素。
在目前所见的青铜铭文上，"寿"字的出现率甚高，共见六百余次，其字形的异体均有五种。从这五种的字形年代不同，或许可以表达"寿"的形成脉络。本文从两周金文和战国简文搜集一切"寿"字的字形，重新探讨该字的结构与形成的历史。本文认为，"寿"字是殷周之际从"神"字衍生的字体，以表达天神所能赐予的寿命。商文明的信仰传统，乃是通过神兽吞吐神杀的方式，以期获得天上的神性之新生，即通过神杀手段避开自然生物必经的死亡过程，进而得到由神所产生的永生。早期社会观念中，老死病死者将变得永远脆弱无力，身壮时期被杀者，反而能在永生中保留身壮，所以"寿"并不被视为理想美德。但是从殷周交接之际出现"寿"字可知，当时社会已不再怕老弱，反而把"老"视为被神保祐的依据。古代思想传统中将老年视为德性的观念，实滥觞于此。
李孜、宋氏墓志1983年出土于河南省沁阳市王召乡李大人庄，分别刻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和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现藏沁阳市博物馆。李孜生于永乐五年(147年)，卒于弘治元年。历官锦衣卫经历、马邑令、县丞。后因其子为官获封兵部武选主事、武库员外郎。其妻宋氏生于永乐二年(144年)，卒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初因夫君为官获封孺人，又因其子为官获封安人，进封宜人。其子李鉴天顺六年(1462年)中举，成化五年(1469年)进士及第，初授正六品兵部武选主事，后晋从五品武库员外郎。成化二十一年，官正五品武库郎中。后又晋为正四品太仆寺少卿。李大人庄因李鉴为官而得名。本文通过对两方墓志的研究，考证了李孜夫妇的生平及李孜的为官理念。志文部分内容可对方志、史书纠误、印证和补充。志文所涉张睿、沈固、焦芳、李东阳等均为明代中期重臣，对研究其时社会、和经济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宋氏墓志的书丹者为明代大书法家姜立纲，足见其价值非常，弥足珍贵。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东汉至三国时期的姜城城门遗址中出土一具大型石兽，其制作年代在东汉末期，在同时期的城门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意义重大。其出现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方面，本地区东汉晚期以来流行的墓前石雕虎形翼兽是其形象的直接来源，而这些石雕翼兽可能与中原文化的输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有关。另一方面，该地区当时为汉、夷、羌的交接处，据相关文献记载，此种城门石兽与该地区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心理有关。东汉末年，该地区汉夷关系一度紧张，汉人根据夷人畏惧神灵怪兽的心理，在城门口放置大型石雕虎形翼兽，用来威慑夷人。而此种石兽则在夷人的反叛中被破坏，汉族官吏的颂碑也多次被凿毁，整个城门也毁于兵燹。该石兽、石碑、城门遗存及其毁坏痕迹为当时汉夷关系的一种物证。雅安地区特别流行此种大型有翼石兽或许也与这种历史背景有关。公盨是西周中期偏晚时的一件礼器。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与《禹贡》开篇"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及《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据此，结合其他文献及考古资料推断，《禹贡》篇主体的制作时代应在西周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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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基本陈列是国家博物馆新馆建成后的一项重要基本陈列，从始至终受到各级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记述了"古代"基本陈列形式设计从方案初步确定到扩初设计阶段的构思过程。本文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与故宫藏品相结合，探讨了乾隆朝漆器上镌刻的年款、名色签及仿古款。其中，名色签为乾隆朝所独有，值得学术界关注。清末民初鼎革之际，社会体制发生深刻裂变。在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中，身负新旧之学的文人大多需要重新寻找自我的身份，而其的路径与形式则因人而异。余绍宋即属其中典型。他自幼秉承传统教育，又曾负笈东洋饱受西学熏陶，入后出任部公职。余绍宋雅好丹青赏鉴，与当时活跃于京华的文人学者多有交往。他曾任部高官，组织宣南画社经年有余，可谓博学通才。余绍宋于192年为纪念其表伯梁鼎芬过世所绘《梁格庄会葬图》，表面看也许只具纯粹纪事意义，但是深究画面内涵与题跋内容、题跋者身份，结合其公余生活整体审视，可以推测，这幅画作背后其实隐含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动机与心理诉求。余绍宋所衷心期许的是传统文士身份，他的精神世界更多地倾心于传统文人天地。他用《梁格庄会葬图》为逝去的古典时代奏响了一曲挽歌，也为自我的身份认同与价值重塑，编织了一张专属于传统文士天地的意义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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