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是高等学校考古学教育的开拓者，他创建了个考古学专业——北京大史系考古专业，长期负责专业的教学、科学研究、田野实习和年轻教师的培养，成绩卓著。在北大先后成立考古学系和考古文博学院后仍然不断地给予指导和帮助。他有教无类，奖掖后学，全国有许多考古学者都曾得到他的指教与帮助。他为提古学研究的水平，为考古学走向世界而竭尽毕生的精力。他崇高的风范受到学界普遍的推崇，他是我们永远的导师。古代城墙基础，多是先挖基槽，然后再填土夯筑，宋代以前多为素土，宋以后增加了砖瓦夯层，并出现了木桩、睡木、石板(块)等加固技术。木桩有竖立与横铺两种，主要是为了加强地基的承载力与整体性。石板或石块，可使基础更加坚固。这些加固措施，有时又相互配合，如木桩之上往往铺以石板，木桩有时打入夯土中，等等。这些城基加固技术，和现代建筑地下桩基、地下钢筋网等功能相似，只是材料不同。曹魏正始五年《石门铭》所见郎中、司徒从掾位，即魏晋史籍中被称为王官、司徒吏的群体。王官、司徒吏与九品中正制没有直接关系，这一群体应该渊源于汉代察举与辟召制下的三署郎、公府掾。魏晋时期，伴随着自身原有职掌的丧失，他们常受命承担一些临时性职使，活跃于地方军政事务中。由于具备了虚衔化的特征，王官、司徒吏又常被统治者用作赐官，由此人数急剧膨胀，成为官僚体系末端的一个特殊群体。木工司马一职是曹魏时期伴随着材官校尉而创设的，当时又存在着以都匠冠于官衔之前的职衔组合，《石门铭》所见都匠木工司马恰反映了这一点；当部匠军司马则是隶属于系统的工匠。这两类职官的存在表明，当时对工匠的管理引入了军事化建制，一如屯田系统。《石门铭》所见诸职体现出的时代特征，有助于从微观层面观察汉魏之际地方行政模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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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影响评估工作是防止文化遗产遭受"建设性破坏或影响"的重要手段。本文在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关于加强基本建设工程中考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通过解剖分析文物影响评估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阐述了对文物影响评估工作的理解和体会。本文以蒲城店遗址汉代墓葬出土陶壶为主要考察对象，将其拆分为器盖、壶身主体、兽面铺首、圈足等多个实体分件，探讨各个分件的制作工艺，特别是兽面铺首的三种制作方式等，复原出汉代陶壶的制作流程。汉代的随葬陶器已批量化生产，制作已有明显的专业化分工，并形成了良好的买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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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收到一批局收缴的文物。其中有一方唐代墓志，记载了墓主人王卿儿祖籍、先祖及其生平等内容。本文依据墓志，利用现存文献资料以及近年来发现的唐人墓志，基本理清了王卿儿家族谱系。同时对墓志所涉及的人物王绍、王玄质、王倚等人的官职及相关问题，结合文献记载进行了研究。既可互相对校，又可补史之阙。文中还对墓志中涉及的"太原祁人"、"京兆杜氏"等略作探究，进一步证实了唐代世家大族太原王氏、京兆杜氏在当时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通过对志中"东都绥福里"、"龙门原"等地名的考证，了解到王卿儿生前居住在位于唐东都洛阳城东南部的长夏门之东第四街街东，自南向北第五坊，西与南市相隔一坊、北距洛水相隔三坊的"绥福里"；死后葬于洛阳城南郊的家族墓地"龙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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