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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4-08-23 15:56 更新时间: 2024-09-19 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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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考古包括对单个聚落、聚落与聚落之间以及聚落演变过程的研究,对单个聚落的研究是聚落研究的基础。新砦遗址的聚落考古实践表面,在大型遗址上开展聚落考古需在明确遗址分期的基础上树立聚落考古意识,制定收集相关图像资料、开展地面踏查和聚落群调查、寻找遗址中心区和重要建筑以及开展多学科合作等技术路线。本文梳理了隋唐墓葬出土的帐构,据其在墓内的设置情况分为两套不同的系统,并辨析出隋唐墓葬中置于棺木一侧的帷帐,应为文献记载的"下帐",其是为墓主设置的礼仪空间,反映了汉晋以来在墓内设奠传统的延续。从公元67年至72年,唐顺陵的营建过程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太原王妃墓、顺义陵和顺陵,其石雕组合也明显分为三个时期。顺陵陵园的平面布局从内向外形成了三重布局:位于中心的封土、以陵墙象征的内城以及由四门石狮象征的外城。6年开展的"唐陵大遗址保护"考古调查项目历经7年,先后对1座唐代帝陵进行了地面调查、考古钻探、局部发掘和测绘,有了不少新的发现。唐代帝陵不同时期的陵园布局和结构逐渐清晰,为进一步了解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演变以及陵园设计理念提供了重要资料。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演变可分为四个阶段,献陵、昭陵为阶段;乾陵、定陵、桥陵为第二阶段;泰陵至光陵等7个陵为第三阶段;庄陵至靖陵等6个陵为第四阶段。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办了专家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制作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Zui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官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此次专家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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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将"钧益"释读为平均分割黄金的量值,现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是误释。本文认为传统观点没有错,释读为钧益是正确的,战国衡制的演变与古代音律有密切关系,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黄金货币的衡量单位是一种镒、斤并用的复合制度。近年来蚌埠双墩M凤阳卞庄M1和凤阳乔涧子M2三座钟离国墓葬的发现,为我们对其礼制进行初步研究提供了条件。独特的墓葬形制与结构是钟离国礼制的重要内容,这应与其族属及崇日传统密切相关;礼器方面,国君级墓葬的礼器组合与楚墓接近,蚌埠双墩M1和凤阳卞庄M1在礼器组合及用鼎制度上的差别,反映了楚文化对钟离国影响的深化;底层贵族的葬制、随葬品等与中原地区较为接近,而与楚制不同,楚国对钟离国礼制的影响似乎于上层社会。通过对十二桥文化成都平原类型和渝东类型典型遗址所出动物骨骼的可鉴定标本、个体数和肉量估算的统计来考察其生业方式,结果显示前者的肉食资源以家畜为主,而后者则以狩猎为主。与香炉石文化的生业方式进行比较,并认为在早期文明阶段,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其生业方式不尽相同,而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间的生业方式则可能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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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了西周金文中的几个人名用字。义叔簋之,过去著录及文字编的释读皆欠妥当,其字可拆分为左右两部分,左旁从詹鄞鑫先生意见应是捪的表意初文,右旁为夕,整个字应该分析为从夕捪声,极有可能是为晨昏之昏所造的专字。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两西周铜盨的器主之字写作,各种著录及文字编多误析为两字,本文首先肯定了其为一字应释作敢的意见,进而分析其形体下部为"弁",是在甲骨文敢字基础上所作的变形音化。Zui后讨论了盖铭多出的 字,认为是器主伯敢之名,从名字相因角度怀疑可读作击杀的击。本文根据黄天树先生对殷墟卜辞分类断代的研究,确定了卜辞国族名称"周"的时代属殷墟二期,并根据文献记载古公亶父迁岐的时间相当于殷墟三期,指出殷墟卜辞"周"不会是姬姓周人。然后根据王恩田先生的考释,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将甲骨、金文中表示国族名称的两种写法的"周"相联系;又据张懋镕先生姬周贵族不用族徽和日名的说法,指出西周金文中的"周"族也不是姬姓,而是妘姓,此妘姓之周应与殷墟卜辞中的"周"为同一族属。Zui后指出,同族氏称号而不同族姓是先秦历常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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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目前已发表的秦汉时期的印纹硬陶考古资料出发,指出秦汉时期仍是古代印纹硬陶的一个大发展时期,不仅产品数量众多,而且分布极为广泛。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秦汉时期的印纹硬陶划分为岭南区、湘赣区、江东区、东南沿海区四个主要的区域类型,初步梳理了各区域类型印纹硬陶的发展演变脉络及其与当地先秦印纹硬陶的联系,从器物种类、器形和拍印纹饰诸方面总结了秦汉时期各区域类型印纹硬陶的基本特征,并结合历史背景就不同区域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14年,在开封新街口万博时代广场项目建设过程中采集8~11米深处的瓷器(片)66余件,结合隋唐洛阳城遗址以及当阳峪窑址、巩义窑址、文集遗址、观台窑、禹州钧窑和扒村窑等遗址内出土的宋元时期瓷器标本进行比对,并参照该批标本出土的地层深度,我们对该批瓷器进行了初步分期,本文扼要介绍部分界定为宋元时期的75件瓷器标本。春秋时期鲍子所作的铜器有新发现的鲍子鼎和国家博物馆所藏的鲍子镈。鲍子鼎的作器者"鲍子"被认为是春秋晚期后段的鲍牧,铭文中的"子思"是子产之子国参,但从器形、纹饰和铭文看,它与齐侯器、夆叔器等有铭齐器的年代接近,铸造于春秋中期后段或春秋晚期初;作器者可能是鲍庄子和鲍文子中的一位,不会是春秋晚期后段的鲍牧,"子思"也无证据证明是国参。鲍子镈的作器者自晚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 ",因而被称为" 镈",这实际是错误的,镈铭中的" "并非作器者之名,而是一个表"长久"之意的副词;根据鲍子镈的器形、纹饰和铭文,可推测它也是春秋中期后段到春秋晚期初的产品,与鲍子鼎的年代比较接近;其作器者并非鲍叔牙的孙子,更可能是鲍庄子或鲍文子。鲍子鼎和鲍子镈的器主可能是同一人。沈从文发现"丁都赛"杂剧砖雕的研究价值并撰文予以介绍,刘念兹则从戏剧文物的角度作了研究与评价。14年,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新征集到分别刻有"杨揔惜"、"丁都赛"、"薛子小"、"凹敛儿"名字的四方北宋杂剧砖雕。其中,"薛子小"扮演的脚色为副末,"凹敛儿"扮演副净,"杨揔惜"扮演引戏,"丁都赛"扮演末泥。这组砖雕中的主人公大约活动在1126年1月至9月间,砖雕的制作或稍晚。砖雕印证和补充了文献记载及以前发现的戏剧文物,对于进一步研究北宋杂剧的脚色装扮和演出形态,提供了可供研究与比较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国家博物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周年馆藏文物系列展"以"抗战与文艺"为主题,通过"文艺与抗战展"、"延安电影团史料展"、"抗战木刻展"、"抗战摄影展"、"梁又铭抗战美术作品展"五个展览,利用馆藏11多件历史文物和美术摄影作品以及历史照片、历史资料等,多角度、地再现了抗战中文艺和文艺家为抗战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五个具体展览相互关联以及各自的特色,都再现了抗战中不同地区、不同时段、不同艺术形式的历史。展览的整体设计相互辉映,将丰富性的特质用展陈的艺术语言表现出来,体现了"历史与艺术并重"的精彩。这一展览展示了国家博物馆在研究利用馆藏文物方面的不懈努力,还表现了国家博物馆在"历史与艺术并重"这一新的发展下,在展览策划方面的长足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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