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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4-10-26 12:13 更新时间: 2024-11-30 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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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友鼎以其长篇铭文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笔者经考证认为,金文"广伐"一词为专用贬义词,并非指战争规模,而是专指外族或敌方对周的"侵犯"、"进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郑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将,研究者对于金文人名与文献人物的比较研究存在较多乱象,笔者认为金文铸人名不可能用假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间的考证也不适用同音假借。多友鼎铭文分别记载战后周王对武公的赏赐以及武公对多友的赏赐,是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反映,也体现了西周赏赐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杨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据新出尚父簋认为其地在山西新绛,笔者认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杨侯长父,故其观点不能成立,且京师也不可能是指宗周镐京。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和杨冢的地望,只能在陕西豳地。2年连云港海州区双龙村西汉墓M1出土名谒M1︰3,整理者释作"孤子曰平侯永"。本文考证"曰"字当释作"西"。西平侯永,即见于《汉书》的西平侯于永,为西汉宣、元时期丞相于定国之子。名谒中于永自称"孤子",显然是在其父去世不久。据史载,于定国死于永光四年(前4年),子于永继承爵位,当时尚不满3岁。又据考于永嗣侯位2年即薨,《外戚恩泽侯表》记为"二十四年"误,"四"当属衍文。如此,M1︰3名谒可能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4至前2年。又同墓所出另一枚M1︰29名谒记载"弘农太守匡",据考即见于《汉书》的张匡。此人在河平四年(前25年)任太中大夫时上书"陈日蚀咎",升擢弘农太守在此后。因此M1︰29名谒可能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25年之后。综合两枚名谒提供的信息,M1的下葬年代可以确定在公元前25至前2年之间。古代文献和商周古文字资料中的缯地、曾国,历来争议颇大。文献和考古学资料更加支持《夏本纪》所记缯氏早期居地在今河南方城缯关一带,《春秋》经传所记今山东兰陵之姒姓之鄫与《夏本纪》所记缯氏东迁有关。卜辞之曾地望待考,但大体可以推断,其不大可能位于今河南方城缯关一带。湖北随州叶家山M65所出青铜器铭文可以证明位于今湖北随州一带的姬姓曾国似至迟于西周康王时期即已存在,西周晚期联合申国召犬戎伐周的缯,可能就在今湖北随州一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纪游图册》,可能是董其昌现存有明确纪年作品中Zui早的一件。但因其与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山水图册》中的多幅作品近似,围绕二者真伪问题引发了一场"双胞案"讨论。就实际情形而论,"台北本"有十九开,共计三十六幅画作和两幅书法墨迹,"安徽本"仅有十六开,共十六幅画作。两本中的近似作品也仅有十二幅,并非如杨岩松所说有十五幅之多。"安徽本"中有四幅作品摹自董其昌晚年的一件山水图册。"台北本"共计三十余条题跋,所含带的历史信息远远大于"安徽本",尤其是第十九开《西兴暮雪》的创作背景,涉及万历辛卯(1591年)的"争国本"事件。借助两件山水图册近似现象的讨论,深入反思当前单纯以宏观的文人画概念和笼统的笔墨趣味等标准,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好董其昌作品真伪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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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馆藏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轴)是一幅以描述元世祖忽必烈游猎活动为主题的蒙元宫廷画,颇为,一直备受蒙元史及美术史学者关注。然而关于这幅图像的历史流传过程,目前却很少有人探讨。本文从书画流传史的角度对《元世祖出猎图》做了一番考证,通过将文献资料与图像相结合,首次指出钱宰《临安诗集·题藩王出猎图》、顾复《平生壮观·元裕宗御容》及纳兰揆叙撰《益戒堂诗后集·题元世祖岀猎图》所涉内容皆指今本《元世祖出猎图》,这为今后研究美术史及蒙元游猎制度奠定文献学基础。8年广东德庆东汉墓陶船的出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围绕陶船的类型和技术特征进行了研究。年出版的《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发表了附带船舵的完整陶船图片,使得细致探讨其船型特征和技术细节成为可能。德庆陶船上层建筑采用三岛式结构,设计合理,匀称美观,宫殿式的桥楼设计则反映了陶船的功能与等级;陶船轴转舵是船舶大型化和较高操纵性的体现;甲板、大和两端上翘的圆弧形船底结构则说明船舶有一定的结构强度和快速性。德庆陶船上层建筑、船舶属具、主船体结构等的特征,表明东汉时期岭南船舶在灵活性、稳性、抗沉性、快速性和强度上都有所加强,由此可以推进了学术界对东汉岭南造船水平的认识。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寒林聚禽图轴》因存名款,而传为南宋画家高焘仅见的一幅传世绢本设色花鸟画。一定程度上,基于美国学者高居翰认为高焘有可能出仕金源,因此该画现今被归为金代绘画作品。而笔者辨析的观点是:作为见诸南宋画史邓椿《画继》而籍贯川陕抗金重镇(今陕南汉中略阳)的画家高焘,从无史料证实曾叛降金源,高居翰对此亦语焉不详;根据略阳所处抗金战略要冲的地理背景和《寒林聚禽图》本身创作意境,南宋高焘该画仿佛更可能蕴涵抗金时代征候并具有一定积极倾向。这从《画继》作者邓椿与投笔从戎到汉中的爱国诗人陆游的交游,以及《画继》本身著录南渡入蜀画家甚夥的取舍上,也可见当年抗金文学、艺术界的一致性。况且高焘名列《画继》特设的"岩穴上士"篇章,足见他是一位带有高士色彩的隐逸画家;想来同时作为众多南宋略阳抗金军民的一份子,高焘是怎么也不可能沦为主动投敌的伪职画家的。玩其画底寓意,"归鸟"、"聚禽"主题似有民族认同归属感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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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储藏、研究、保护、教育机构,从它们产生的那天起就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希腊的柏拉图学园、吕昂克学园,到埃及的缪斯神庙,人类Zui早的博物馆与图书馆应是合而为一的。对收藏物的研究和以图书形式对研究成果的保留,决定了博物馆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两个机构的关联与结合,而且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法的两种基本形态的逻辑勾连。但从其发展的整个历程看,两者经历了从合一到分体再到共享、融合的一个过程。如今基于信息技术下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现代融合正在为知识教育和研究打开新的服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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