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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融墓志记载了其部分世系和其本人在西魏、北周和隋代的仕宦经历，为了解三国时期司马家族的历史增添了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新发现的洛阳三角缘笠松镜是流行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黄河流域的铜镜；该流域汉、魏时期就曾经流行过平缘神兽镜和三角缘神兽镜；洛阳三角缘笠松镜是曹魏镜。多友鼎以其长篇铭文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笔者经考证认为，金文"广伐"一词为专用贬义词，并非指战争规模，而是专指外族或敌方对周的"侵犯"、"进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郑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将，研究者对于金文人名与文献人物的比较研究存在较多乱象，笔者认为金文铸人名不可能用假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间的考证也不适用同音假借。多友鼎铭文分别记载战后周王对武公的赏赐以及武公对多友的赏赐，是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反映，也体现了西周赏赐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杨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据新出尚父簋认为其地在山西新绛，笔者认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杨侯长父，故其观点不能成立，且京师也不可能是指宗周镐京。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和杨冢的地望，只能在陕西豳地。2年连云港海州区双龙村西汉墓M1出土名谒M1︰3，整理者释作"孤子曰平侯永"。本文考证"曰"字当释作"西"。西平侯永，即见于《汉书》的西平侯于永，为西汉宣、元时期丞相于定国之子。名谒中于永自称"孤子"，显然是在其父去世不久。据史载，于定国死于永光四年(前4年)，子于永继承爵位，当时尚不满3岁。又据考于永嗣侯位2年即薨，《外戚恩泽侯表》记为"二十四年"误，"四"当属衍文。如此，M1︰3名谒可能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4至前2年。又同墓所出另一枚M1︰29名谒记载"弘农太守匡"，据考即见于《汉书》的张匡。此人在河平四年(前25年)任太中大夫时上书"陈日蚀咎"，升擢弘农太守在此后。因此M1︰29名谒可能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25年之后。综合两枚名谒提供的信息，M1的下葬年代可以确定在公元前25至前2年之间。

城是我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元素。在距今约8年的新石器时代，我国环壕聚落就已出现，因地域的不同而功能各异。北方地区只是起到边界的作用，而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主要是为了防水。城址出现于距今约6年~5年的仰韶时代，三大地区城址的发展各自独立，并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但其产生都与环壕的发展密切相关。1年7-9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水利工程，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对淅川新四队墓群进行了发掘。其中MM24均为长方形竖穴墓，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陶、铜、铁等质地随葬品38件。推测M24年代为战国晚期，M16年代可至秦代。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中原与楚交界地区战国及秦代墓葬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12年河南博物院在偃师市征集到一组汉代彩绘乐舞百戏陶俑群，共23件。这组俑群均为灰陶质地，基本完整，彩绘多有脱落，其中男乐俑19件，百戏俑3件，女舞俑1件。这一组陶俑对我们研究探讨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佐证。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窟顶藻井音乐图像中包含着许多乐器，这些乐器呈中心对称式排列，是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和弹拨乐器的组合，是传统乐器、外来乐器和佛教法器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外音乐的交流融合及北魏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

汉代画像中有为数不少表现道教主神、升仙、驱鬼逐疫、炼丹、秘戏等与民间道教有关系的图像，道教在东汉民间有很大的传播，道教汉画像表现了汉代先民对早期道教的信仰。筒腹鬲是分布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发现较为普遍和出土数量较多的一种器物，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具代表性的典型器之一。中原的郑州地区也发现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这种典型器物。郑州地区的筒腹鬲*早出现在夏代晚期，在商代数量有所增多，尤为重要的是发现有青铜筒腹鬲。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与分布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通过太行山东、西两麓有着密切的文化互动。郑州地区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筒腹鬲，是伴随着先商文化在太行山东麓的南进而出现的。商文化中包括筒腹鬲、彩绘纹样和占卜技术等均受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强烈影响。正是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对先商文化和商文化的深远影响，使得其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伴随着商文化的强盛而发展成为对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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