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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先后定都于平城和洛阳，史学界一般将其分别称为平城期与洛阳期。本文以墓葬中的陶俑为对象，比较了两个时期陶俑的异同之处：一方面随葬陶俑原本是汉文化的丧葬习俗，另一方面陶俑种类以及服饰的变化也显示出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文章以此为切入点，对北魏两个时期的汉化进程及其影响做了探讨。数字博物馆就是以目前各个传统博物馆的数字化的成果为基础，构成的一个能够信息共享的网上博物馆。作者主要针对数字博物馆上的信息如何进行有效组织，提出引入本体概念的思路，供从事数字博物馆研究者讨论，也为下一步制定数字博物馆的信息规范做一个前期准备。战国至秦代的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中有"县名+守"的记载。本文认为，这些"守"应是守官之意，指县的负责人。在贵州省赫章县可乐遗址发现一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土著墓葬，文化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其中的套头葬习俗尤其独特。这批墓葬代表了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可命名为"可乐文化"。这对推进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将产生积极影响，也为进一步从考古学上探索夜郎文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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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虢季墓出土的青铜礼器，纹饰的表现方式和模范制作技术都处于转型时期。研究虢季青铜礼器纹饰结构特点和范缝痕迹所传递的信息，结合不同时期青铜礼器模范制作技术以及模拟青铜礼器陶范制作实验，可了解西周虢季墓青铜礼器范型制作技术的概况。康有为非理性激进变法大大超越了慈禧太后制定的底线，同时成为顽固守旧官僚"清君侧"的对象。所幸光绪皇帝为保护康有为，督促其于戊戌政变前一日离京。戊戌政变，清延大规模追捕康有为，中外各方纷纷伸出救援之手。短短7日，康有为巧妙避过"十一死"大难，戏剧性地出亡海外。此番救援康有为，康门弟子程清、英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英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白利南)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地位，为康有为成功出亡提供了客观条件。日本奈良传香寺藏南宋刊《法华经》卷首印画，表现了《法华经》共十五品中3个有榜题的画面[1]。以卷首画的形式来表现诸多经变场面且画的内容比较特殊，是以往印经画中不多见的。这种经变画可资比较的有相关的两宋印经卷首画、插画和敦煌石窟壁画、石刻。但此本与其他不同，两宋其他印经卷首画或插画通常表现的是众人围绕佛说法的独幅画面，敦煌隋代以来至归义军时期流行的法华经变画、麦积山石刻法华变各有不同的重点图像。本文通过与同期或北宋时期以及敦煌壁画的对比，解读了南宋时期这种《法华经》印画不同于其他绘画形式的宣教重点和表达方式。

洛阳出土的《萧谅墓志》详细记载了这位唐代颇有书名的官僚生平宦迹、学术才艺、家族情况，补充了两《唐书》相关记载的缺失。通过书迹比对，近年洛阳出土的《萧墓志》《崔尚墓志》也是萧谅的书法作品。结合传世文献以及洛阳出土萧谅家族成员的墓志，对于研究兰陵萧氏齐梁房具有重要意义，也勾勒出南朝世家大族在唐代的发展轨迹。近年在殷墟范围内陆续发掘了一批明代墓葬。其中王裕口南地M155为斜坡墓道长方形砖室墓，是明代汝源端僖王朱厚焆夫妇合葬墓。豫北纱厂M3M34均为斜坡墓道土圹墓，保存较好，属于明代汉中守备副使张士隆的家族墓。这三座明墓的发现，为研究安阳地区明代藩王和官吏的葬制、葬俗及家族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靴形鹿角器产生并流行于距今6～7年的淮河流域和环太湖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时期仍有孑遗。其功用需分别考察，不带穿孔者为普通的采集工具，带穿孔者为纺织工具。靴形鹿角器对研究当时的环境、纺织工艺、不同文化区的交流有一定意义。


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的南徙之旅呈现东西两途。西线去往宁镇地区，即禹会-牛头岗-江宁点将台和高淳朝墩头；东线前赴环太湖流域，即禹会-南荡，至江阴花山，再东去松江广福林。在其南徙的过程中，江淮是必经之道。江淮属于"廊道"地区，一方面，它的连通性给区域间文化交流带来便利；另一方面，这一开放的区域又易引来外域强势文化的干扰，导致本地文化受损。众多的能流、物质流、信息流，都以高密度、高流速和少停留的方式从此通过，从根本上决定了廊道地区相比于稳定的文化母区，不可能凝聚和沉淀起深厚的文化底蕴，导致江淮地区的社会进程出现断裂相。本生故事是佛教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舍身饲虎本生以牺牲、奉献为主题思想，在北朝时期较为常见且具有一定代表性，新疆、甘肃、河南、山西等地的石窟中保存有一定数量的该本生故事壁画和雕刻。佛教造像碑、塔是与石窟一脉相承的佛教艺术表现形式，其龛像、铭文及其他佛教内容往往相互印证，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表达一定的主题。甘肃馆藏的两件刻有舍身饲虎本生图像的碑塔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其内容、构图、思想内涵等相关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关于求雨的"雩祭"了，此后历代相沿，可谓源远流长。早商时期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两例骨刻文" "和" "形近而义同，它们可能就是这种雩祭的原型。在郑州商城遗址发现这类祈雨的文字资料，这和郑州商城所在的地理环境及其当时一度干旱缺水的气候条件都有一定的关系。龙经过几千年的传演，到汉代，已经成为Zui为吉祥的动物之一。龙表现在汉画中，有应龙、青龙、黄龙等，它们象征着皇权和君德吉祥，同时还有驱灾的吉祥寓意，又是求雨的符瑞和好道者驾驭成仙的工具。汉代的龙瑞对中华民族的吉祥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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