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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件小臣(讠逨)簋的流传及器盖铭文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两件簋在流传过程中器盖被错置，并一直沿袭至今。铭文所涉及的西周时期重要历史人物伯懋父与文献记载的康伯髦也并非一人。根据与"伯懋父"相关铜器的形制和铭文的分析，认为小臣(讠逨)簋应属昭王前后。12年1~3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隋唐洛阳外郭城洛北里坊遗址区范围内清理了12座窑址。窑室平面多为马蹄形，由操作坑、窑门、火膛、窑床、排烟系统等组成。据窑址的开口层位、打破关系及遗物形制，大致可分早、晚两期。早期窑址年代上限在唐代初期，下限不晚于唐开元十九年。晚期窑址年代在晚唐至北宋时期。13年11月至214年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对临汾西赵遗址进行发掘，清理了灰坑、墓葬等遗迹，其中出土墓志的三座唐墓(MMM45)出土遗物较多，主要有陶瓦当、陶俑、三彩器、鎏金铜器、铜镜、玻璃器等。特别是M2出土的玻璃器是首次在山西唐墓中发现，这为研究山西唐墓乃至全国唐墓提供了新的资料。12年5~7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浙江象山县"小白礁Ⅰ号"沉船船体以上遗存进行了正式发掘。船体残长约2.3宽约7.85米。船体构件主要有龙骨、肋骨、船底板、隔舱板、舱底垫板、桅座、孔和方形立柱等。出水遗物共计118件，以瓷器为主。沉船年代当在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年)。旧地契是封建社会买卖土地的法律依据，是古代土地交易的真实记录载体。洛阳地区出土的清代地契大多保存完好、记录清晰，标明了土地的面积、坐落、出让条件，不仅是地权的有效证明，也体现了国家意志和法律的重要性。对这些地契进行研究，有助于厘清清代土地交易的种类、价格等相关问题，对还原清代洛阳附近土地交易的真实原貌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对元代有铭文铜权进行数量统计分析和系统研究，可初步认为从元代早期(中统到大德年间)至元代晚期(至大到至正年间)，铜权存在数量减少、重量递减的趋势，铭文体例也有所不同。经计算，元代一斤应折合约67.2克。元代监管铜权铸造、发行的机构有户部、总管府、留守司、市令司、宣课所等。对"南京皇甫"权的研究还有待深入。1年6~8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千松园遗址进行了一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一个以大型房址为中心，周围分布小型房址，外围有壕沟环绕，壕沟外亦有中、小型房址的新乐上层文化环壕聚落址，碳十四数据表明，该聚落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188年~前162年。长白山神庙遗址主体为长方形外墙环绕的封闭单元，中部偏北发现以工字殿为中心的回廊院落，院落外部还有附属建筑址和水井等遗迹。出土遗物以各类建筑构件为主。据出土的"癸丑"玉册残块推测，此遗址应是金代长白山神庙故址。该遗址的发掘对研究金代官式建筑、宋金时期的神庙建筑格局与礼仪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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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针对相关学者提出的洹北商城宫殿区一号建筑基址奉祀神主为武丁卜辞中的"九示"，且为盘庚时期始建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一号建筑基址主殿1间奉祀的神主应为自上甲开始，至沃(羌)甲止的"十示"(具体为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沃甲)，其始建年代为盘庚这一世，但不局限于盘庚这一王；二号建筑基址主殿4间奉祀神主为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建造年代为武丁时期。汉集灵宫为武帝求仙所建，汉华阴县为高祖八年更名设立，二者均位于华山北麓。《水经注·渭水》对其地望记载明确，本无争议，但近人研究却逐渐将其位置相互混淆。汉华阴故城年代稍早于集灵宫，二者性质、年代和功能均存在较大差异。，秦汉离宫别馆考古队调查华阴市境内，在此发现并详细调查了杨家城、瓦渣梁等1处秦汉时期遗址，采集到大量可供断代的遗物标本，为解决华阴境内秦汉时期遗址的性质提供了科学、详实的资料。其中杨家城遗址通常被认为是汉"华阴故城遗址"，但通过本次调查发现该遗址年代较晚，与文献记载的汉华阴县城不符，反而与汉集灵宫在年代和地望上非常吻合，应当是汉集灵宫遗址所在。考古队在杨家城遗址以东还发现了另外两个重要遗址—瓦渣梁与黄埔峪遗址，通过研究，发现这两个遗址当分别为汉华阴故城和华山祠所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初步确定商周断代在公元前146年，他们依据的前提是"当年岁星是在鹑火星次"，比实际情况——"当年岁星是在天鼋星次"，多了6个星次。所以，他们的推算方法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因为所依据的前提错误，结果不对。依据对月象词、星象词和西周时期历法的认识，以岁星(木星)的运行规律可知，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39年夏历的三月四日。我们判断，武王伐商是当年的二月一日壬辰，二日癸巳早晨从周地出发，二月戊午师逾孟津，二月晦日越五日甲子在牧野与商纣王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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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协宪草"，台湾学者承认它的存在，认为其是1946年的蓝本，而大陆学者对此并不认同，甚至认为所谓"政协宪草"是不存在的。考诸史实可知，"政协宪草"是1946年2月至4月期间，由国、、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方面的代表组成宪草审议委员会，修订《五五宪草》过程中，形成的一份讨论记录稿。由于"政协宪草"只是一份记录稿，因此当初和民盟不承认它具有草案的性质。但是，1946年底国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时，又以"政协宪草"为底案制定了《中华》。年以来，当年宪审会的参加者先后公布过几个不同版本的"政协宪草"，但学界的研究只注意到其中一个，实际上还有三个。这些版本内容具有一致性，和1946年的精神也基本一致，但价值不同。应特别重视其中的"《再生》版"和"陈启天版"，因为它们才是迄今为止"政协宪草"Zui恰当的版本。本文考察了楚简中一类从"付"之字的省形写法，提出包山楚简147号简的" "可读为"釜"或"鬴"。上博七《凡物流形》7号简的" "字可考虑读为"腐"、"祔"和"附"，并对这三种释读分别做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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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存在许多争论。在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的北移有三条路线可选，即北线、东线和南线。相对而言，从北线铜陵、繁昌间渡江转移是比较安全的。新四军经该线北移路程较近、地形熟悉，掌握敌伪的活动规律，准备Zui为充分，具有优势，有敌顽矛盾可以利用，有渡江的经验可以借鉴，即使遭到拦截，可能遭受的损失也是的。但从北线转移也有不利因素，主要是敌顽的封锁和国散布了新四军北移消息。由于各种原因，皖南新四军Zui终放弃了从北线转移的计划。其主要教训是：项英犹豫动摇，丧失了渡江的时机，高估了困难，没有舍局部而保整体的决心。无论新四军选择怎样的北移路线，大北渡长江和复杂的敌情迟早都是要面对的。14年秋，由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的周原考古队发掘了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位于岐山县凤雏村南，北距原凤雏甲组基址约4米，编号为214ZYIIF3(凤雏三号基址)。基址平面呈"回"字形，四面为夯土台基，中间为长方形庭院；总占地面积约218平方米，是迄今发掘的规模的西周建筑遗址。三号基址庭院中发现了一处特殊的立石和铺石遗迹；外围出土了金箔、绿松石、原始瓷器残片等贵重物品。基址始建于西周早期，中期前后曾大面积失火；庭院中的立石、铺石遗迹在西周晚期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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