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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至少发现两处制骨作坊，年代属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作坊以半地穴式房屋为核心，周围分布有相关遗迹。骨、角器多选用黄牛骨骼和鹿科动物角制作，采用片状工具切割截取，应该已使用铜质工具，工艺流程较为规范。二里头遗址制骨手工业已相当成熟，但与二里冈文化及殷墟时期相比，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91年11月至1992年1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西工区西小屯村南、东周王城中部偏北处发掘了一批东周墓葬，其中C1M349C1M349、C1M3422三墓出土青铜鼎、簋、壶、罍、簠、盘、匜、舟等。此次发掘的东周墓，为研究东周王城春秋时期的城市布局、城内区域功能的变化和墓葬分布提供了新的资料。曾经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右策宁州留后朱记"铜印一直被作为五代时期的典型文物，实际上从印文内容看，这种判断有待重新审视。综合多方面特征来看，此印应属于唐代，原因如下：其一，印文中之"右策"可能是右神策军的简写或省称，虽然这种称法并不多见，但此印文中之"右策"与多件已出土茶托铭文和铭文砖上的"左策"不约而同地证实唐代左、右神策军曾经一度简称"左策"和"右策"。其二，宁州作为唐代神策军京西北诸镇的驻地之一，与神策军有直接关系。其三，作为官名，"留后"之称属于唐代特殊地方官制的产物，而作为凭证，唐代就有把印称为朱记之先例。这些特征均证明"左策宁州留后朱记"属于驻地在宁州之神策军外镇中留后官印。而备受争议的、甚至是劣迹斑斑的神策军在唐朝灭亡后再未重新出现的历史事实，证明保留许多唐代历史信息的官印，不可能在右神策军已经停废的五代时期行用。诚如是，则"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作为官印其使用的时代只能是唐代，不可能是其他，因此，我们认为中晚唐时期的断代较五代之说更符合历史实际。古代生土建筑是早于木结构建筑的独特的建筑形态，在豫西古代地坑院分布区域发现的清代土工营造尺，其独特的构造与刻度单元及其在地坑院建造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研究古代黄河中游文明的发展与古代建筑史、艺术史、科技史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填补了学术界的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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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原寺是古日本吉备国的佛教寺院。该寺院遗址出土的1件莲花纹瓦当，与隋唐东都洛阳城遗址出土的B型双瓣莲花纹瓦当相似，但又显个性特征。该瓦当应是对唐朝宫廷瓦当的仿效，是古代东方丝绸之路遗物。农业博物馆藏唐魏王武承嗣墓志，由梁王武三思撰序、崔融撰铭，形制较大、规格较高，是已发现的唐王侯级墓志中者。志文详细记载了武承嗣的生平和历任官职以及卒葬地，可补证两《唐书》武承嗣传等记载，为研究唐代特别是武周时期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志文引用大量历史名人典故，辞藻华丽优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长孙琬的楷书章法疏朗，神气贯通，遒劲圆健，腴润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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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金漆花鸟琴"为清宫旧藏古琴，与其它传世古琴不同，它的漆地表面有用金粉和颜料描绘的龙纹、花鸟、山石等纹饰，琴上龙纹图案，琴侧的花菱纹，琴面和琴背的花卉等，均与传统漆器上的纹饰存在明显差别，具有日本纹饰的显著特征。从髹漆工艺看，琴上纹饰和花鸟图案，创作技法上采用日本平莳绘、高莳绘、色粉莳绘等不同莳绘的髹漆技法。考察日本古琴发展及中日贸易关系，江户时代(163—1867年)后期，古琴在日本颇为流行，并一度在日本成为一种时尚，古琴文化的发展在日本达到鼎盛时期。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张"金漆花鸟琴"，具有江户时期日本莳绘漆器的艺术风格，应该就是受古琴在日本盛行风气影响的产物，它是日本江户时期制作的莳绘工艺品，而后流入，并为宫廷所收藏。此琴进入清宫的时间，当在乾隆末期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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